（更新）豬頭是駐站作家之民間社會文本之《貓大屠殺》

Robert Darnton 《貓大屠殺》

18世紀法國農村生活版本的《大野狼與小紅帽》故事中，無辜善良的小紅帽——即便前往奶奶家的路上遇到大野狼的詢問仍誠實以對——沒有做錯任何事卻遭受大野狼的吞食，成為野蠻森林中的犧牲者。故事內容越過象徵的表達語法，不帶任何「禁忌的密碼」，直接陳述了食人細節和性的裸露，並且藉由這種赤裸殘酷的方式，直接給出「與危險的狼保持距離」之警告。這類的民間故事直接傳遞了此一生活世界的樣態，並且提供一項「處世的策略」。Darnton以為「法國民間故事不說教，也不歸納道德命題，而是展露這個世界的無情與危險」（p72）。然而，當這類的口傳民間故事成為法國沙龍聚會的社交內容時，這些「祖母的軀體被大野狼一片片割下來，並且交予小紅帽食用」的情節內容已不復見——小紅帽改版為「皆大歡喜」的結局主題。於是，在小紅帽死裡逃生的版本裡，主角人物不再是前述版本中的純真無辜，而是學會如何以詭計耍詐的才能來換得生存，或是「裝傻以便操縱殘忍無道卻容易上當的世界於股掌之間」（76-77）。

這些人物的通性不只是狡猾，而且弱小，他們的對手則是力大無比，卻也蠢不可及。詭計作風總是設陷阱，讓小人物以小搏大，讓窮人以窮抗富，讓享受不到特權的人以弱敵強。用這種方式營構故事，而且不做顯而易見的社會評論。（77）

Darnton以為，這種詭計作風表達了一種與「無情的社會打交道」的處世方法，並且吸納為法國精神意象（Frenchness，85）：法國「稱頌騙徒 [相較於德國版本頌揚正直] ，視其為一個社會類型，並且暗示以詭計作風為一種生活方式將得道得福，一如在冷酷無常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83）。（以下更新）於是，Darnton以18 世紀巴黎的印刷廠工人，在狂歡節時屠殺貓作為該著作的主題，闡述了這群工人如何藉由節慶的儀式性顛倒常規，非常態式的恣情放縱中，以諷刺來達到羞辱（資產階級老闆）的娛樂方式（104, 112）。無疑地，這是一種Clifford Geertz的「深描」練習（見豬頭 2011a, 2011b, 2012）：以貓在特定文化下的巫術魔法、性的象徵意涵（諷喻戴綠帽的丈夫），同時又是當時資產階級的寵物等三項影射，巧妙（或者詭計）地將貓轉喻為印刷廠老闆的妻子，「彷如她是在叫囂、廝殺、姦淫同台演出的野貓夜會場合中發情的母貓」（136）。結果是，在這場「無法無天卻又歡天喜地」的屠貓審判中，工人們意念式地強暴了印刷廠老闆娘，因此使得駑鈍的老闆「淪為喜劇人物中戴綠帽丈夫的樣板角色」（134, 139），並且安然無恙地全身而退，閃避所有可能抵觸的社會規範以及因此帶來的懲罰——「印刷工人知道怎麼笑，那是他們的唯一的專長」（137-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