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三十年前「迷失」是因為「愈是瞭解便發現原先的理解愈是不足」,而「發現」所面對的是一個更加糾結、涉及更多現實因素、更具矛盾性因而難以區分純正的處境。那麼我們不禁要繼續追問,在今日的文化調查任務裡,「迷失與發現」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一九七三年的《文化的詮釋》裡,葛茲提醒讀者:「事情比表面上看到的還要複雜」(1973:235)。這數十年間本書作者克里弗德致力於反駁科學式的單義承諾,並且堅稱民族誌文本的比喻性與多義性(figurative and polysemous;Clifford 1986:5-6;林徐達 2015:13:n3)。從《書寫文化》(Clifford and Marcus eds. 1986)、《文化的困境》(1988)、《路徑》(1997),到《復返》(2013),克里弗德在四十年後回應了這句話語:這是否會成為「反對概括分析的咒語」?他繼而提出以一種「綜合宏觀與微觀的方法,一種總和葛茲的『深描』和詹明信為世界歷史『繪製認知地圖』的方法」(本書頁56)——一項稱之為「民族誌-歷史學現實主義」的研究。不變的是,「結局仍然保持敞開」,並且主張「任何單線發展的假設都應該被懸擱,以給交錯的歷史騰出概念空間」;「我們面對的挑戰乃是去發現部分重疊但又互相參差的諸歷史,它們彼此掙扎,要在既系統又混亂的當代世界找出操作空間」(本書頁43及61)。
用這種思維來思考「在翻譯中的迷失與尋獲」(本書頁129, 354;這種「Lost & Found」是否像百貨公司裡的「失物招領」櫃檯?)。翻譯是一種趨近異文化的理解,過程中「沒有盡頭也不保證可以得出成果」,並且總是失(去本)真的——翻譯即是背叛(Traditore tradutore;這句話也出現在《路徑》一書中)——正因如此,致使「翻譯」騰出了空間,使得它的「迷失」在歷史的偶發性、銜接的部署、多樣化再現,與開展的文化意義成為其「尋獲∕領回」之處,成為「新意義的源頭,一種歷史牽引力的源頭」(本書頁60-61)。然而一如我們早已知曉,尋獲物已不再是當初的迷失物,而「新意義」更可能是涉及模仿(imitation)、摹擬(mimicry)、混仿(pastiche)、諧擬(parody),甚至是一種贗品(mock),或是刻意失真的挖苦反諷(irony)。如此一來,從當代的「發明的傳統」、巴黎植物園的「扎根式移動」(“rooted mobility” in Jardin des Plantes,見Clifford 1988)、「失瘋的純真物」(”the pure products go crazy,” Clifford 1998),到「非正式影評」(刻意將原有電影的主題深度予以平面化,穿插個人式的嘲諷評論),「迷失與尋獲」是否再現「一項現代掙脫術:以仿真的技法臨摹傳統,以山寨複製的形式突顯虛假」(同時見林徐達 2015:130, 155),而成為「迷失與延續」(Lost and Last)?困境意味著彈性與偶發性的可能,而不確定性則永遠蘊含著迷(謎)人的異質混雜,那總是讓我們既「感到恐懼又懷抱希望」(本書頁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