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創傷

最近論文修改的需要，豬頭一直在閱讀社會創傷的書籍。Arthur Kleinman或是Paul Farmer身為醫師與人類學家的雙重身份，提出對於suffering的觀點，既是人類學的，也是反人類學的。

Paul Farmer提出一個問題，讓豬頭有一點點小震撼：人類學調查已經證明「社會階級」（class）比起「種族」（race）的參數（indicator）影響來得更為具體（比方說受教育訓練的黑人跟受教育的白人一般享有社會優勢與特權，但是貧窮的黑人卻顯然沒有這種機會）。過往人類學強調異文化的異地調查，使得人類學家獲得一種概念：「這是他們的觀點，這是他們的文化。」但就一位具備醫師關懷之眼看來，受苦經驗是放在基本人權的籃子裡，而不是在人類學家所建構的論述之中。

如此一來，人類學家面對受苦經驗，勢必若干程度卸下一種「知識武裝」（這是豬頭的辭彙，先這樣聽聽），我們把人性、道德、倫理、或是應受保障的基本人權放在人類學知識的何處？或是當在地文化與這些人性抵觸時（一如殺嬰習俗），我們又站在何種立場（該不該尊重？或是批判？）Kleinman很清楚知道知識的力量可以是巨大，大到改變這個世界，但是這仍是一種西方知識（與道德）體系下的人道期許，不是嗎？

我每次聽到媒體塑造出的「英雄」傳說，總是覺得可怕。福島的50位留守的核電技術人員是「英雄」、國共內戰浴血抵抗殺敵數萬的將軍也是「英雄」。前者我們眼睜睜看著一群人形同自殺的救難行為，而後者更讓我害怕到雞皮疙瘩真的都會起來：「明明殺害的就是自己的同胞，甚至是隔壁村鄰居或同鄉，為何在人們的眼裡，甚至歷史的記載中卻成為英雄？」靠杯咧！

拍攝這張獲獎的照片的記者，終究無法原諒自己，在酗酒之後舉槍自盡。它讓我們發現原來創傷會不段持續的自我累積。我不知道這是否僅會發生在西方信仰下的道德世界，或是在一個無神論的國度裡是否存在不一樣的解套方式。但是，當我因此明白「山寨」很可能是一個道德問題時，我是完全高興不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