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21日 星期三

駐站作家撩慾教主之第十七發:可以用「後事實追尋」為題嗎?

  連續幾週以來,晚餐後回到研究室尋思如何下筆,說也奇妙,每當原住民民族學院開始迴盪原音合唱,寫作靈感便如潮浪輕湧,伴隨敲擊鍵盤的聲響,一字字落在電腦螢幕上。這些原音我通常一聽就忘記,上週卻耳聞非常熟悉的吟唱,我知道旋律出自1995秋冬「新寶島康樂隊」發行的〈歡聚歌〉。我沒有前去請教原民舞團的同學:「這是哪一族歌謠、歌詞在說什麼?」自己上網查詢,得知該吟唱取自「卑南族除草歌」。我記得(老師說,我漸漸從括弧裡走出來了)自己讀大學的年份為1997-2001,往前推算兩年,1995相應為民國84年,專輯發行日當天晚上,我自升大學的補習班下課、至唱片行買卡帶,從台北車站搭公車返回新莊途中拆開專輯封套。

  書寫前兩章的時候,我經常把老歌當新歌聽,藉著沈浸復古歌聲的氛圍,想像過往的時空發生;我總是上網尋找影音分享、從別人的懷舊文章看見專輯封面,並經營一些篇幅描述我對歌曲意境的感受。寫到了第三章的〈歡聚歌〉,不同於第一章的主題曲:美黛的國語歌〈我在你左右〉、文夏的台語歌〈黃昏的故鄉〉〈媽媽請你也保重〉等,以及第二章的主題曲:崔苔菁的國語歌〈翠笛銀箏〉、〈愛神〉等,我不需要上網尋找影音便熟悉旋律,我清楚記得一眼見到「新寶島康樂隊」第三張專輯的封面,瞬間就對黑色基調感到神秘而隆重,黃連煜、陳昇手中各自拎著樂器,倆人身穿白色襯衫、黑色背心及外套,領口打個黑色蝴蝶結,一副西方音樂家的裝扮。以往我佩服陳好記憶力不錯,如今我覺得自己記憶力也很好。這並不是說我記得走過的每一步路、唱片行門市人員的臉、那晚在重慶南路口還是博愛路「大黑松小倆口」門市前搭公車回家……曾經發生的事存在於莫名未知的境域,我將書寫當下所能意識的片斷感受加以重組,以敘述性文字合情合理地描繪,由此帶領自己重新走過一遍,在讀者看來,記憶也恰似真有那麼回事。事實上,1995年我是再也回不去了。那時候,我正遭遇原住民身分辨識的問題,一如我在2008年底所撰的《研究計畫書》中述及:

我第一次遇到「原住民」的身分問題是在剛升上國中的時候(1989-1992)。班上有位跟我一樣眼睛大、皮膚黑、五官輪廓深的同學問我:「妳是山地人嗎?」可是她會生氣別人這種問法。我並沒有生氣,只是奇怪地覺得「我不是」。自此之後,這個問題像是被下了魔咒般圍繞在我身邊。到了下一個求學環境,我從台北縣跨進台北市的學校(1992-1995),仍然有同學詢問我同樣的問題,同時把「山地人」的稱呼改為:「妳是原住民嗎?」問話的同學體貼地擔心我會不會生氣;我沒有生氣倒覺得無辜。然而這種疑惑卻一直加深。我就讀大學的時候接觸到來自更多地區的人(1997-2001),包括傳說中的「原住民」。中文系班上唯一的排灣族同學,在開學第一天彼此對新環境人事都還陌生的情況下,竟然主動問我說:「妳也是原住民嗎?」我後來前往花蓮就讀研究所(2005-2010),開學第一天,阿美族同學問我:「妳是哪一族?」一時之間很難解釋我的心路歷程,尷尬地笑說:「我不是。」這位阿美族同學說:「妳騙人!

  現在我置身原民院書寫陳好的故事,正是「追溯原住民身分」的動機所致,但愈是執問「我是原住民嗎」,回答不出的窘境愈令人迷惘。既然「不能說我是原住民」,究竟「我是誰,到底?」〈歡聚歌〉裡頭的客家歌詞由黃連煜唱道:「不管你是福佬/外省/原住民/客家人/希望天公保佑這土地的老百姓/世代都平安」,我確曾走過1995年,判斷「福佬」意指講台語(陳好的話語、我的母語)的閩南人,但為什麼是「福佬」呢?翻閱2003年出版的書籍《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找到相關解釋,王甫昌認為「福佬」一詞可溯及「漳泉械鬥」之身穿古裝時期的人我之分(2003:26):

這些現在被界定為「閩南人」的前人,只有在碰到客家人(Hakka)、或是在客家人的口中,才會說自己是或被稱為「Holo」(福佬)。不過,「Holo」也只是相對於「Hakka」的一個籠統的名稱,並不包括對於當時所有在台灣的「福佬人」(更不必說「閩南人」)和自己有特殊關連的整體想像。

這樣看來,對於黃連煜的客家身分來說,他稱呼講台語的族群為「福佬」便情有可原了。〈歡聚歌〉裡頭相應於客語的閩南語由陳昇唱道:「不管伊是芋仔/蕃薯/在地/還是客人/今晚咱欲跳舞念歌/無分你和我」,我一看就覺得「芋仔」是指「外省人」,因為我聽過「老芋仔」這稱呼,但是為什麼?翻到這本書的「推薦參考書目」其中一篇期刊名為〈芋仔與蕃薯──台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1990年由胡台麗所撰,刊載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學者在此也將「芋仔」喻為「榮民」,可見我的聽聞不是自己夢見的。陳昇並沒有把「原住民」稱為「山地人」,而在歌詞中取意為「在地」並相對於「客人」,這番文字遊戲令我感受到自由氣氛,聽者可以對號入座,也可以體會到「原住民」、「客家人」的語意區分本身即「先來後到」的時空概念(偶像!偶像!)。我手邊的CD實物是卡帶不流行之後收藏的,翻開歌詞本,我才看見原音吟唱的出處,這些文字對我當時來說是沒有什麼覺知的:

女聲:鄭愛枝女士
女聲合音部份,取自卑南族除草歌
版權:第一唱片影視有限公司
錄音製作:許常惠先生

 NA I YA LU WAN NA, I YA NA YA O HAY
 NA I YA LU WAN NA, I YA NA YA O
 咱 攏 嘜 閣 冤 na I ya nay a o hay
(我們 都  別 再  爭吵 了)
 和你來作伴 這是咱的故鄉


陳昇將「NA I YA LU WAN NA」的原音旋律改編為台語「咱攏嘜閣冤了(我們都別再爭吵了)」。寫到這裡,我耳邊迴響的是阿美族同學傳來的影音分享,由原音社樂團1999年1月發行的創作〈失落的故鄉〉,裡頭也有「卑南族除草歌」。歌曲一開始以國語輕柔淡然地唱出「在家鄉有許多童年/在我心中無法忘記/在心中有許多歌曲/在記憶裡無法退去」,接著漸漸激動吶喊「最想念的只有那首歌/那首故鄉的歌」重複兩遍,然後吟唱一句我感到陌生的發音,接著引出多重人聲合唱的熟悉旋律「ho-yi na-lu-wa,n i-ya na-ya ho ho-yi na-lu-wan i-ya na-ya-ho」重複兩次,繼而出現國語「聽到這首歌/是否讓你想起/失落的故鄉」,漸漸激動地再問一次「聽到這首歌/是否讓你想起/失落的故鄉」,那句陌生的吟唱又出現,接著「ho-yi na-lu-wa,n i-ya na-ya ho ho-yi na-lu-wan i-ya na-ya-ho」重複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彷彿處於不斷受到喚醒的狀態,最後回到輕柔淡然的國語「失落的故鄉」伴隨單聲女音吟唱,直至整首歌靜止。意欲融合的一方如〈歡聚歌〉說「這是咱的故鄉」,自稱原住民的一方卻感嘆「失落的故鄉」,雙方的能量同處於我們曾經一起呼吸的二十世紀末。日子來到二十一世紀的第十年,我身處原住民民族學院,聽見原民舞團同學們無配樂的現場傳唱,節奏平緩而深沈,某種札根於大地的感動直透心域。如今,我重新聆聽〈歡聚歌〉,陳好版本的「芋仔/蕃薯/在地/還是客人」可以這樣子詮釋的:

陳好小時候住在水底寮,每天都要幫忙煮飯,母親交待她務必削三兩條蕃薯。鄰近山上的傀儡仔有時候拿東西前來交換,傀儡仔走後,陳好吃過麻油炒猴子肉,有時吃到鼠肉,她不愛吃乾硬的小芋頭。陳好長大以後到市區工作,同事問她是否為山地人,她總是隨便應答帶過,因為在水底寮,誰是村庄的在地人、誰是從佳冬來賣米苔目的客家人、傀儡仔什麼打扮等,彼此都很清楚,她深知自己根本不是傀儡仔。
(根據教育部閩南語辭典所示,傀儡仔意指「台灣南部漢人對山地原住民的稱呼。」)


  我心中忽然浮現一本書的譯名──後事實追尋(After The Fact),由我指導老師林徐達教授的指導老師James Boon教授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已逝師長Clifford Geertz(1923-2006)撰述於1995年。Geertz是「美國文化人類學大師、詮釋人類學的首要倡議者」(見封面裡),書中「回顧自己的學思歷程,一方面不停追問什麼是人類學?什麼是田野工作?什麼是民族誌書寫?另一方面又深刻反省始終牽動著人類學事業的西方霸權,以及當代糾纏難解的現代性問題。」(文字見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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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發預告】書寫第三章初期,我曾經反覆聆聽江蕙民國73-74年(1983-1984)演唱的〈你得忍耐〉、〈惜別的海岸〉,只緣每次聽到江蕙早期的台語歌,我總是想起成衣工廠上百名女工坐在廣大廠房內車縫一件件布料的情景。可是,我卻一直覺得陳好的故事沒有這麼快來到江蕙出唱片那時期,至少民國70年(1981)以前陳好在家中生養三個小孩子,手工業還沒有進到客廳,她的生活調性,或說我的筆調,還沒有受到龐大現實壓榨所產生的悲苦,這時陳好處於心緒蘊釀期,婆婆、小姑、先生等角色的言行可視為陳好決意自己賺錢的底暈。

2 則留言:

田野工作者 提到...

教主,妳那個陳好版本的「芋仔/蕃薯/在地/還是客人」真的很經典。豬頭想來想去,你的腦袋會變成這樣,應與「聽太多陳昇的歌」不無關連。

至於咱們Geertz的After the Fact,唯一被你稱道的地方是出版年代,這也是一絕。充分闡釋了詮釋的多樣可能性,開展了人類朝向另一個星球的無限理解。

教主 提到...

「快回火星去吧,地球很危險的!」周猩猩的經典台詞在我腦中盤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