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部落 — Can the Subaltern blog?: 閱讀

顯示具有閱讀標籤的文章。顯示所有文章

2018年6月23日星期六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摘錄自譯著第18頁）原住民已經從歷史的盲點浮現。不再是可憐兮兮的受害者或來自消失世界的高貴信使，他們如今是地方、國家和全球競技場的顯眼演員。在每個大洲，殖民入侵和強制同化的倖存者都正在復興傳統文化，重新連接於失去的土地。他們在一個持續藐視和誤解他們的宰制性政權之內奮鬥，而他們的存續本身便是一種抵抗形式。要能正確看待原民社會或部落社會的當前再起，我們必須同時避免浪漫化的的歡呼和世故的挑剔。需要的是一種批判的開放性，設法理清當代世界複雜的歷史轉化和路徑交錯。我稱這種態度為現實主義。它的源頭（主要是歷史學和民族誌的源頭）會在本章和後面幾章論及。現實主義從不是一種單純的描述。它是一個組裝「大小恰好諸歷史」（big-enough histories）的敘事過程。這些歷史大得有重要性又不是太大。今日的「原民性」就是這樣一則故事。藉Stuart Hall的話來說，它是展開在「當前交接口矛盾而多石的地面上。」

2017年4月9日星期日

親愛的朋友，《復返》開賣了。。。

失譯招領（出版序），放在《芭樂人類學》上頭

這本譯著由我所任教的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生協助聯絡版權事宜、審訂校稿、撰寫導論，以及參與原文和譯詞的討論。對於他們投身於當代原住民族復振的努力、令人驚豔的綜合論述、一絲不苟的品質要求，或是具個人式嘲諷或批判風格，我滿懷感激與驕傲。

2017年4月3日星期一

《復返》終於上架囉！呼呼～～

預售中！這麼厲害的作者、這般矯健的譯者、如此優棒的導讀，還不趕快去買！？

2017年2月25日星期六

擺度（爛）人

原先期待《擺渡人》會是王家衛風格的片子，看了20分鐘發現好像應該是周星馳的搞笑片。

再看10分鐘後我發現我錯了，《擺渡人》追求的是《大尾流氓》加《總鋪師》的藝術美學啊。

（我希望今年可以把這部片子看完。還有啊導演，你嘛行行好，好歹也把「東成西就」複習一遍。）

2017年2月6日星期一

Marc Auge的《非地方》譯注出版

在精神病院閱讀這種書是再適合不過了。（好小一本但好貴。）

2016年11月1日星期二

James Clifford《復返》出版序--失譯招領

（收到樣書了）

失譯招領 Lost and Found in Translation

在葛茲（Clifford Geertz）的《地方知識》（1983）裡，曾經二度提及一位丹麥人於十九世紀末描述峇里島「三位澈底無辜卻承受一場可怕獻祭儀式的妻妾」紀錄，其中錯綜華麗的藝術美感、殘酷行刑般的野蠻祭典、神聖與「人本慈悲」等彼此混融，讓這位歐洲商人感到萬分驚恐——或許「波特萊爾可能會欣賞」的一種混融，葛茲如是說。葛茲以〈在翻譯中迷失〉詩作︰「生命就是一場翻譯，而我們都在其中迷失了方向」（James Merrill, 1976；cf. Geertz中譯本2002:68；而該篇論文標題卻帶有莞爾和詩性的「在翻譯中發現」），批判這種歐洲人本主義與教育下的「矯治性智慧」：原以為「『經由接觸依循與我們[歐洲]不同的思路而建構起的思想世界，可以減少我們的不確定性』，然而事實上它們卻擴大了我們的不確定性。」於是，「愈是深入理解文化脈絡，便愈是發現文化分析未臻完全；這種持續深度的認識，使得關於地方知識的理解愈加感到複雜、龐大而無法掌握」（見林徐達《詮釋人類學：民族誌閱讀與書寫的交互評註》第二章，2015）。這種傾向不確定性或是「去穩定性」的理解偏好，帶領著一九七〇和八〇年代若干民族誌調查朝往修辭的隱喻、並置的諷刺性、書寫職權、著重於文化意義的在地知識、開放式結局等詮釋論述。

在當代的文化研究中——包含專屬或跨專業訓練如人類學民族誌、社會學質性研究、文化地理學、後殖民∕後現代性∕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跨國研究——「地方」既面臨維持各自獨特文化的巨大挑戰之際，又與這些威脅力量具備重疊糾結的彼此關係。我們目睹甚至親身投入一連串去西方勢力、去殖民、去中心化、去地域性的文化運動，原先支配性霸權體系業已遭到局部的破壞、解構或是若干受到文化資訊世代的改變。三十年前的「部分真理」論述（Clifford 1986）似乎猶言在耳——「不再有某個地點可供我們講出所有面向的故事」（但事實上「本來就從未有過」，本書頁30），但同時全球性敘事系統帶來話語的專斷威權，也令「我們」感到擔憂。（這個「我們」充滿了異質群體的想像。）

如果三十年前「迷失」是因為「愈是瞭解便發現原先的理解愈是不足」，而「發現」所面對的是一個更加糾結、涉及更多現實因素、更具矛盾性因而難以區分純正的處境。那麼我們不禁要繼續追問，在今日的文化調查任務裡，「迷失與發現」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一九七三年的《文化的詮釋》裡，葛茲提醒讀者：「事情比表面上看到的還要複雜」（1973:235）。這數十年間本書作者克里弗德致力於反駁科學式的單義承諾，並且堅稱民族誌文本的比喻性與多義性（figurative and polysemous；Clifford 1986:5-6；林徐達 2015:13:n3）。從《書寫文化》（Clifford and Marcus eds. 1986）、《文化的困境》（1988）、《路徑》（1997），到《復返》（2013），克里弗德在四十年後回應了這句話語：這是否會成為「反對概括分析的咒語」？他繼而提出以一種「綜合宏觀與微觀的方法，一種總和葛茲的『深描』和詹明信為世界歷史『繪製認知地圖』的方法」（本書頁56）——一項稱之為「民族誌－歷史學現實主義」的研究。不變的是，「結局仍然保持敞開」，並且主張「任何單線發展的假設都應該被懸擱，以給交錯的歷史騰出概念空間」；「我們面對的挑戰乃是去發現部分重疊但又互相參差的諸歷史，它們彼此掙扎，要在既系統又混亂的當代世界找出操作空間」（本書頁43及61）。

「騰出空間」使得我們可以在以複數形式存在的諸歷史之間，並置影響生存變因的可能性（一如本書作者所言「同時但非同步」，本書頁10），因而「銜接」（articulation；或許是全書最為關鍵的概念之一）提供了「思考文化轉化和傳統形式一個非化約方式」（本書頁76）。原民社會面臨過往殖民主義的戰爭屠殺、強制遷移屯墾、文化傳統的摧殘史、「文明教育」認同改造，或是現下全球化以新自由主義之名的資本主義波潮，不再是非存即亡的線性思維論述，而是充滿了彈性的可變性與能動力，並且在這種可變性中看見原民社會的存續精神與存活策略。這種現實主義著眼於「偶然性銜接」（contingent articulation），作為「一種陣地性鬥爭、銜接和結盟的偶發性」文化政治（見本書頁38, 285）。在此一概念之下，原鄉扎根與離散往返經驗、轉化路徑、復振形式、本真性的純正度帶有「大於地方性」屬性（more-than-local，見本書頁51-55），而不再是遭受質疑攻訐的首批對象，就網路用語來說，「也只是剛好而已」（周杰倫〈黑色毛衣〉歌詞）。「在這種再現奮鬥中，攸關重要的是採取一種充分的現實主義的思考方式，對一整系列的舊的和浮現中的歷史加以比較。」克里弗德如此提醒（本書頁105）。這是21世紀「成為原住民」的生存部署：去殖民化、全球性、原民生成正是在一種「大小剛好」的歷史辯證張力中同時存在（本書頁106）。

用這種思維來思考「在翻譯中的迷失與尋獲」（本書頁129, 354；這種「Lost & Found」是否像百貨公司裡的「失物招領」櫃檯？）。翻譯是一種趨近異文化的理解，過程中「沒有盡頭也不保證可以得出成果」，並且總是失（去本）真的——翻譯即是背叛（Traditore tradutore；這句話也出現在《路徑》一書中）——正因如此，致使「翻譯」騰出了空間，使得它的「迷失」在歷史的偶發性、銜接的部署、多樣化再現，與開展的文化意義成為其「尋獲∕領回」之處，成為「新意義的源頭，一種歷史牽引力的源頭」（本書頁60-61）。然而一如我們早已知曉，尋獲物已不再是當初的迷失物，而「新意義」更可能是涉及模仿（imitation）、摹擬（mimicry）、混仿（pastiche）、諧擬（parody），甚至是一種贗品（mock），或是刻意失真的挖苦反諷（irony）。如此一來，從當代的「發明的傳統」、巴黎植物園的「扎根式移動」（“rooted mobility” in Jardin des Plantes，見Clifford 1988）、「失瘋的純真物」（”the pure products go crazy,” Clifford 1998），到「非正式影評」（刻意將原有電影的主題深度予以平面化，穿插個人式的嘲諷評論），「迷失與尋獲」是否再現「一項現代掙脫術：以仿真的技法臨摹傳統，以山寨複製的形式突顯虛假」（同時見林徐達 2015:130, 155），而成為「迷失與延續」（Lost and Last）？困境意味著彈性與偶發性的可能，而不確定性則永遠蘊含著迷（謎）人的異質混雜，那總是讓我們既「感到恐懼又懷抱希望」（本書頁255）。

謝謝《復返》這本書帶來豐厚且細緻的描述與討論，其中特別有關原住民族文化傳統的召喚與銜接，給予我們對於「原住民未來」的想像。回想二〇〇八年三月台灣原住民族「被迫在惡劣的文化處境中，持續加重修辭力道，以及表達諸如『為尊嚴而走，結果走到最後只剩尊嚴』的悲情和無力感」（林徐達 2015:91），未來台灣原住民族仍會帶著一種清晰的矛盾心理（lucid ambivalence）面對歷史的風暴，但《復返》給予了我們勇氣和展望。

❖

關於本譯著的出版詹姆斯．克里弗德之「民族誌反思」三部曲著作《文化的困境：20世紀民族誌、文學與藝術》（1988）、《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1997）、《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民》（2013），承蒙科技部「人文社會經典譯注計畫」補助得以陸續完成譯著出版。考量翻譯過程的現實處境、教學的需求，以及關於國內原住民運動即時的刺激與期待的啟蒙，我們決定讓《復返》作為三部曲譯著的第一本出版品。三本譯著詞彙的統一（至少維持意義上的一致或是文脈閱讀時某種必要的流暢）是我們面臨的首要挑戰：renewal（復興）、revival（復振）、resurgence（振興）、subaltern（從屬）、conjuncture（交接口）、displacement（在本書中多譯為「移置」，偶爾文脈中也會翻譯為位移、錯置）、articulation（本書翻譯為「銜接」，但考量過鉸合、接合、聯結、銜合等譯詞），讓譯者們和審訂者耗費多時斟酌審議。

作者在《復返》此書中沒有任何注解，譯注則安排於每頁底部作為補充說明。同時應「人文社會經典譯注計畫」之要求，於每頁旁側加注英文頁碼。索引則以英文頁碼標示，協助讀者搜尋原文關鍵字詞回返於翻譯文脈語彙。「翻譯即是背叛」，在直白的話語層次上，希望這一「背叛」尚不致於帶給讀者們閱讀上的困擾。（但文本閱讀何嘗不是一道詮釋學謎題？）

本系列譯著皆由我所任教的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生協助聯絡版權事宜、審訂校稿、撰寫導論，以及參與原文和譯詞的討論。對於他們投身於當代原住民族復振的努力、令人驚豔的綜合論述、一絲不苟的品質要求，或是具個人式嘲諷或批判風格，我滿懷感激與驕傲。

2015年12月24日星期四

想像與擬構的人群與書寫

當代國族主義之炬仍高舉著，照亮了人們自身想像的道路。

我想安德森的[想像共同體](1983)跟[寫文化](1986)有一個暗裡的共通性。或者說，用寫文化的概念來思考想像的共同體，或許可以得到一個有趣的方向，也就是人對於「歷史」與「文件」的擬構不只是文字與物件本身，而是包含著個人內心的情感與特定意象的想像。

我的意思是，若把國族主義當成某群人自我民族誌的「書寫計畫」，那這個書寫中必定要規定裡面的「民族」與「文化」的樣貌。這樣的「民族誌書寫」過程，必要牽扯到政治與詩意的想像。在這樣的交互比照下，國族的擬構(fiction)性質就如同民族誌書寫般，都具有某種隱匿的政治態勢與編造的意識形態。這些態勢與意識透過挪用、純化、重組、翻譯、寓言，決定了一群人的樣貌應該是怎麼樣。

疆域、人群與歷史的部分真實決定了國族的神話性質，擬構的國族「憲章」決定了共同體的權力風格與體質。國族主義或許一如民族誌，是一部馬凌諾斯基般的民族誌書寫，刻寫了某種「固定」的文化風俗。但是一如寫文化一書中的批判，民族誌應該面對與反思那個田野與書寫的過程，而國族主義或許也應借用此些反思問題，重寫國族的「反思民族誌」。

加映芭樂文章: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487

2015年11月8日星期日

恭喜《芭樂人類學》登上暢銷排行榜！！（當然這張圖有彩蛋啊）

2015年11月2日星期一

阿潑讀相依的新書《流亡日日》（點圖片連結）

相依的新書在這兒喔

2015年10月1日星期四

楊照《世界就像一隻小風車》（不是小小鳥）讀後鬼打牆

讓我總結地這麼說這本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導讀的讀後心得：即便是就一位歷史學訓練的文化分析者而言，這本《世界就像一隻小風車》書寫的質量仍是一件不容易的成就。

很快速地閱讀了這本300頁的著作（大約是10-12萬字數？），有幾個比較深刻的印象：

一、楊照先生的文字溫潤飽含人文學者的氣質，卻相對讓我在這般語調風格下所認識的李維史陀感到若干詫異。作品文本本是可以多方詮釋的（當然某種程度上這與文本自主性有些相關的認同，一如許多小說家包括村上對於自己作品並不帶太多的期許或是依戀），讀者擁有各自的喜愛共鳴。楊照迷戀著李維史陀的文字，通過《憂鬱的熱帶》（包括李維史多早期的書寫、田野紀錄，以及書商合約壓力下的迫不得已），以及其他著作，描繪這位法國哲人的背影與心境。這讓我感動的會是「楊照如何受《憂鬱的熱帶》而感動」，但這本《世界就像一隻小風車》文字卻是集中在李維史陀的形貌，像是一位帶著歷史學的任務般，揣摩李維史陀的人類學遭逢：有些確實是李維史陀曾經說過的話語，有些則是楊照的想像。楊照像是替李維史陀辯解結構主義的二元論述、田野調查的風格、玄想般的類比（我的話語）等（依著對李維史陀的喜愛重重地踩了沙特一腳），我不清楚用這種「博大精深」方式對一般讀者介紹李維史陀是否過於美化，至少我並不習慣。

二、身為一位人類學家，我慶幸楊照可以將人類學、民族誌介紹予國內文壇與一般讀者，但同時也有種複雜的感慨與自責。或許是因為這是一本「李維史陀導讀講座」的文字稿集結（書中有些真是口語，但也沒什麼不好），楊照必須深入淺出讓一般讀者理解人類學，於是筆下的人類學認識不免仍停留在傳統的學科訓練內容上。若就一位學院的讀者來說，書中的文字也令我尷尬：我無法拿來作為上課的教學讀本（結構亂了些、內容淺了點、有些時候講得太白又太篤定了些），但無論如何楊照的人類學認識卻是令人佩服的（台灣的人類學家在做什麼呢？）。

三、書中關於李維史陀的認識多是來自著作、訪談、側面傳記與評論，但卻不曾援引原文出處（但是自己的著作寫得很清楚）。這兒倒不是強調學術倫理的重要——Walter Benjamin刻意不寫出引用文獻來迷惑並而追加「歷史與話語的毀滅」（我的詮釋）——或許正因為自己也閱讀許多李維史陀的著作，這些交由楊照說出李維史陀的話語，並且成為楊照個人的話語時，反倒帶給我一種困惑：究竟是誰在說話。

四、題外話。這次聯經重新出版《憂鬱的熱帶》，文宣上這麼寫著：「結構主義人類學宗師李維史陀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我必須說，對李維史陀來說，這一生最不重要的著作恐怕就是《憂鬱的熱帶》了。時代和世代都在改變著，晚年李維史陀並不如我們從《憂鬱的熱帶》文筆中那般理想蒼鬱（或是《實驗室裡的詩人》所說的「慢燃的悲觀主義」），而這個世代也可以選擇不喜愛《憂鬱的熱帶》或是《包法利夫人》。但是這個世代並沒有不懂得欣賞孤絕的美感而變得較為膚淺，他們更具能力看穿「作品如何成為商品」的文字行銷策略。

好吧，應廣大讀者要求，豬頭把《實驗室裡的詩人》導論放上來。
李維史陀的超現實主義思維 Part I 、 Part II 、 Part III
以及《大誌》的邀稿「一段熱帶的旅行，無數的憂鬱」和封面（我和郭采潔是同一期耶）

2015年7月29日星期三

竿您老失

但是為什麼同學看見這成語會想到我？

2015年7月20日星期一

談聶隱娘

深描與fiction

＊＊＊＊＊＊＊＊＊＊＊＊＊＊＊＊＊＊＊＊＊＊＊＊＊＊＊＊＊＊＊＊

海盟書裡寫到劇本討論階段投入的田野調查工夫是在造一座冰山，影片雖只露出冰山十分之一角，但冰山絕不可不造，這是劇本人物一切編排的判準根據。侯孝賢的電影一直是，框內只露出少許，影片魅力便從那沒露出的龐大真實世界來。其魅力，「無窮盡的因果網，一團亂絲，但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可以隱隱聽見許多弦外之音齊鳴，覺得裡面有深度闊度，覺得實在，我想這就是西諺所謂the ring of truth──事實的金石聲。」（張愛玲語）

但侯孝賢很緩慢、緩慢到安靜的電影，如何做到能有金石聲？他如何做到框之內的影像能與框之外的真實世界，兩者無縫接軌？

以電影術語，他用長拍長鏡頭（long take long shot），深焦（deep focus），場面調度（mise en scène）。長拍是不打斷時間，深焦呈現前景中景後景完整的空間不切割，場面調度即人在這時間空間裡的活動。

故而愛用非演員。布列松每稱人模（human model），以此表示電影裡的人，也以此區別來自戲劇表演的演員（actor）。布列松說不要演員（不必指導演員），不要角色（不必揣摩角色），不要表演，只要生活中活動的人模。演員動作，由內而外，在舞台在戲劇，演員得讓觀眾相信他的動機。但人模，動機不在他身上，他不知而行，行於所當行。舞台上演員創造性的詮釋完全成立，其可觀其力道，都在這裡。但電影之中，他的表演卻涉及簡化，反而抹消了他本我所蘊藏的矛盾曖昧。電影那逼真的表象，叫表演給毀了。因為人模，重要的不是他們讓拍攝者看見的，而是他們隱瞞的，那些他們具有的卻自己並不知道的，可攝影機都看見了，捕捉了，紀錄了，留待拍攝者隨後的考察分辨。

於是剪接。這當口，剪接機上的影像，與其說是拍攝者在汰擇，不如說影像在校正拍攝者。影像揭示出來原先想法的錯誤，劇本的謬漏穿幫，細節不合又扞格，一概，刪除。

身為編劇的文字方，我感受關注的卻是思路的辯證。因為／所以，雖然／但是，那麼／不過，故而／因此，然則／卻說……往前往深推演的思路，努力說服大家相信這樣推演得到的結果（或沒有結果）。編劇擅長靠對白推動進行。

然而影像方的侯孝賢，他苛求著框內影像之無縫接軌於框外真實世界的那種真實，攝影機看見的會告訴他，什麼留下，什麼不要。留下的，他再看如何安放，細細安放在最對的位置。
＊＊＊＊＊＊＊＊＊＊＊＊＊＊＊＊＊＊＊＊＊＊＊＊＊＊＊＊＊＊＊＊＊＊＊

全文

2015年7月17日星期五

最近很紅的新聞：「當人生縮時到150分鐘」（但其實也不是跟拍啦）

全文在這兒

批批踢連結

2015年7月5日星期日

[NYT] 紐約人都去哪兒了？答案是洛杉磯（豬頭很喜歡這篇文章）

[摘錄]

它始於Instagram。它也可能終於Instagram。去年秋天，布魯克林時尚造型師克里斯蒂娜·特納(Christina Turner)在自己狹窄昏暗的布魯克林綠點公寓里一邊為即將到來的紐約冬天發愁，一邊無限嚮往地盯着洛杉磯朋友們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的鬱鬱蔥蔥的花園和歡樂的後院晚宴派對照片。

「我看到所有這些紐約的老朋友坐在同一張桌邊，」32歲的特納（這是她在職場上的自稱）說。

她可以怨恨他們，也可以加入他們。所以，去年11月，特納在克雷格分類廣告網站(Craigslist)上把傢具賣掉後，擠進破舊的豐田雅閣轎車，一路向西而去，直到在洛杉磯東部的回聲公園(Echo Park)附近找到一個陽光充足的兩居室小屋。如今，洛杉磯對年輕創意人士具有強烈吸引力。

去西部淘金的心態似乎又在紐約創意人士當中盛行起來：向西部進發！

如今，紐約人經常抱怨自己的城市正變成全球富豪的乏味樂園（就像有暴風雪的迪拜），而洛杉磯的藝術、時尚和美食業正在復興，對文化愛好者具有難以抵擋的魅力。

因此，紐約和洛杉磯之間的傳統對抗正在轉變，至少東海岸這邊在變。了解內情的紐約人不再條件反射般地模仿伍迪·艾倫(Woody Allen)老電影中的嘲諷，說什麼洛杉磯唯一的文化優勢就是紅燈可以右轉。

在某些領域，紐約人曾經對洛杉磯積聚起來的嘲弄如今聽起來像是妒忌。

的確，對特納這樣的人來說，洛杉磯似乎是理想的選擇。特納堅持認為，她在物價過高、壓力過大的布魯克林放棄的所有美好事物在洛杉磯繁榮的東部早已就位：當季贊比亞咖啡分店、畫廊，以及古董衫精品店。

洛杉磯東區具有凌亂的波西米亞風情和放鬆的氛圍，她覺得自己在享受紐約生活最好的部分，且不必承受紐約生活壓力帶來的偏頭痛。「它像是成長中的威廉斯堡，」特納說，「而且這裡沒有烏雲。」

年齡大到在大銀幕上看過影片《安妮·霍爾》(Annie Hall)的人都會覺得，這樣的想法聽起來像背叛。長久以來，洛杉磯一直是自尊的紐約人嘲諷的對象。據說，約翰·列儂(John Lennon)曾說，洛杉磯「就是一個大停車場」；保羅·魯德尼克(Paul Rudnick)寫道，洛杉磯是「俗麗之地」。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聲稱自己喜歡洛杉磯，不過只是因為「那裡的人都好假(plastic)」。他補充說，「我喜歡假。」

（未完，全文在這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