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在精神病院
主人翁再度回到房間裡，「部分時間消磨在假寐上，部分時間則憂心於渺茫的希望之中」，他決定「靜靜地躺著，用忍耐和極度的體諒來協助全家人，度過他在現在的狀況下必然帶給他們的不便。」（卡夫卡〈變形記〉中文版2007:。。）我是一位人類學家，自人類學系大學新鮮人不間斷地取得博士學位總共花了15年（當時全美人類學博士班平均7年取得學位；芝加哥大學的人類學博士班則令人費解地平均要12.5年）。很多人會問我「為什麼還要來念臨床心理學？」這個簡單問題很難回答。
人類學這門學問不是要建立人類社會結構與文化的普遍法則，事實上正好相反。它一直努力的是阻擋這種觀點的存在，並且告訴人們沙漠並不如我們想像地物質匱乏、叢林裡的「野蠻人」有一套更為複雜的社會秩序、後山擁有自己的世界觀與生活文化、擁護第三世界、譴責國家強權。但今日的世界變得不同以往或者正好相反，並且更為複雜：沙漠成了金迷紙醉的階級之地、都會叢林更顯得冷漠甚至機巧蠻幹、民族解放運動的武裝衝突、1968年的法國學運（五月風暴）、三級貧戶總統淪為階下囚、族群菁英的政治盤算。我們總在一種詫異情緒中覺察自己曾經的天真。
乍看之下，人類學專業似乎與心理學「追求人類心靈角落的思緒模式與行為反應」表面上看來彼此矛盾。但如今「矛盾」似乎才是這個世界的本質屬性（自1960年代至當代的「反精神醫學」思潮也是）。至少二者有一點是相通的：人類學與心理學對於「異態」的關注，都抱持一種超現實主義方式，在常態與變態中彼此對映觀看——透過一種「臨場操作」，完成文化或是心理機制的分析論述。「從事田野調查重要的不是擺脫你[人類學家]所攜帶的文化包袱，以便在無形體、無牽掛之下進入異國的生活方式；而是同時在兩個故事裡過生活。」Geertz在他的半自傳著作中這麼說著（《後事實追尋》，繁體版2009[1995]:。。）。對我來說，精神病院裡的病人也是，他們的生命在多種聲音下生活著。（而我們盲目歌頌的「多元文化」不正是如此？自此之後，我們的社會便是（後現代式）精神分裂的。那不是挺好嗎？）
用一種文學的想像理解「異態」。在卡夫卡的〈變形記〉裡，「我怎麼了？」主人翁Gregor Samsa一天清晨起來發現自己變成一隻巨大的甲蟲。如果再睡一會兒，是否可以將這一切怪事通通忘記？但顯然事與願違，Samsa不僅無法再度入睡，也無法起身下床。Samsa瞧著那些細腿「以難以置信的動作、瘋狂地掙扎著」，逐漸感到害怕。終於主人翁使勁氣力將自己甩出床外跌落地毯之上，「扭了扭頭，痛苦且忿怒地把頭挨在地板上磨蹭著。」飽受驚嚇的家人和公司的主管則在房間外憂心掛念著房裡的主角。
或是，非洲剛果部落的阿贊德人（Azande）用巫術來解釋一切不幸事件的因果關係：製陶人使用平日的知識，也像平日一樣認真，但今天製作的陶碗卻出現了裂縫；某族人走在路上從來都沒有踢到那存在已久的樹樁，今天卻踢到了並且讓他的腳趾化膿；白蟻蛀蝕了糧倉支柱並且壓傷正在底下乘涼的族人——這類「為什麼發生在我身上？」的不幸事情，肯定是因為有人對自己施加巫術！「如果沒有巫術的作用，當我們坐在糧倉下乘涼時，糧倉不會倒塌在我們身上，或者糧倉倒塌了，卻無人在下面乘涼」（《阿贊德人的巫術、神諭和魔法》，簡體版2006[1937]:。。）。
這些行為舉止或是深信不疑的思維意念都曾經在臨床病歷中出現相似的紀錄。文學的人性譬喻、哲學的存在議題、人類學的巫術、心理學的妄想，或是藝術的審美，在某種可能性上可以是相通的。但這不是讓我們使用精神醫學的臨床診斷來充填這些妄想病理，而是（也）正好相反，在一種「詫異情緒中覺察矛盾」，好讓臨床診斷有可能釋放出更寬闊的認識論：我們所認識的精神病性疾患不僅僅作為一項疾病的病理特徵和診斷準則——從中我們得知盛行率、活躍期、情感語言意念、精神障礙干擾、共病特徵、妄想幻覺、亞型、病程——並且還包括精神疾患在文化社會下如何彰顯安置機構的社會處遇、瘋癲的防衛態度，患者對其人生命運的無法理解、卸脫不了的指責，以及家庭工作情感等挫折，甚至反映出自身獨特「不幸命運」的文化邏輯。這一切構築了我對於精神疾病的認識，而這些認識都在〇〇醫院完成的。
在〇〇醫院一年實習生活即將結束之際，我感謝臨床心理科的督導們和同事們、診間或是私下聚會的醫師們、令人尊敬的護理工作人員、其他臨床團隊（急性、兒青、社區輔導團體，或是私下讀書會），以及敬業（不斷受我騷擾）的行政人員。我在你們的身上看見專業的堅持、敏銳的反應、友誼與耐心，當然還有異乎尋常見怪不怪的臨床經驗。那讓我很快便愛上你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