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頭是駐站作家之「Surrealist Mind」_part III（全文完）

這種不經意回憶以「時光迴旋」（convolution of time）的方式，作為一項記憶與遺忘彼此交織的自發性收集，成就了超越主體意識和自身經驗上的意義（Benjamin）。就這種觀點看來，或許也包括李維史陀結構主義下的「無意識」特質。李維史陀在《寬闊的視野》中說明他「無意中」採用超現實主義的想法︰「藝術家的作品…是一種潛藏在下意識中，那些保留下來源源不竭的意象所散發出來的」（這段話在另一章節中，李維史陀提及與Max Ernst、André Breton和Georges Duthuit等人，經常偕同前往一間猶似「阿里巴巴寶藏」一般的古董店而得到證明）。對Breton來說——這位曾經出現在《憂鬱的熱帶》裡，被李維史陀描述為「身穿厚外套，常在所剩無幾的[船艙]空間踱來踱去的藍熊」——「我們應該試著看見那個接觸的主要特性，以及試著帶出這種溝通的最重要意涵。 … [唯有如此] 我們方有能力決定在物質與精神世界二者之間所產生的神祕交換法則 … 這是一種不經意的接觸，是一種敏感草木的分支，在我們身處的世界外造就了牧地，也導致了我們心靈的戰慄」。如今看來，只要這個社會仍舊保有「追求發展」的意識形態教條，以及日以繼夜地持續傳遞有關現代文明的神話寓言——我們所追求的「進步」正是波特萊爾所感到悲傷的改變——這個世界便永遠保持一種超現實主義風格：進步與落後、文明與野蠻、理性與神秘等並置。在這類看似因過度簡化而使得心智陷入危機的二分法中，這種超現實主義式思維存在著一份相對複雜的陳述企圖：「一個白人原來也可以只是一個人」、「什麼都不可能，因此一切都可能」。

將《憂鬱的熱帶》與《實驗室裡的詩人》作為一種交互閱讀文本，或許我們可以獲得這樣的結論：比起其它學科將知識作為解決社會議題的應用論述，或是主體立場的自我表態，人類學恐怕是最具備對知識自身提出批判的學門。但這顯然不是一項討喜的學科任務，甚至有些孤注一擲；事實上，這使得人類學教授此一職業身分的確認，有著一種奇特的宿命：他們一方面彼此鄙視同僚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們此生所作的努力，就是獲得這些被自己所鄙視的同僚的肯定。這種矛盾結果與伊底帕斯最終挖去雙眼的結局沒有太大差別——絕望卻淒美。（底下是改寫自《詮釋與反思》的現代性）於是，當我們惱怒地譴責現代文明，以一種一生懸命的姿態來表達抗議時，我們對於現代化所帶來更多複雜的批判思考，以及因為這種因素所帶來關於知識的推進而感到狂喜、新生。或者我們可以這麼說，一種在前進中關於墮落與荒誕所帶來的喜悅。

某種程度上，人類學本質上是懷舊的。那個被現代文明所推倒的部落記憶，以一種伴隨著強勢文明的侵噬歷史，或是封塵於圖書館的檔案櫃之中，繼續以辯證姿態存在著。懷舊的基礎點來自於對於當下的不信任，也同時因此成為對於現代文明的修辭武器。但矛盾的是，懷舊總是依附著刮目相看的進步成就而增強，這或許正是福樓拜所謂的「悲傷的滑稽帶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魅力。」人類學的訓練讓我們在複雜化一份看似簡單，甚至枯燥乏味的原始思維過程中，證實曾經存在著有別於我們自身社會的複雜文化邏輯，或是在光影變化萬千的蹤跡中，在各個漫遊者的匿聲觀察中，學習如何欣賞一個讓人捉摸不定的城市萬花筒形貌、色調和組合，那兒至少還保有一份令人感到無法立即處理的激情（這部份的神祕，或許正來自古典人類學式的浪漫主義）。

謝謝這本著作的作者以及譯者，作為一本側面的傳記式書寫，加註了許多令人喝采的遺漏細節——三任妻子、〈日落〉的筆記、〈奧古斯都封神記〉的書寫背景、典型的殖民主義自責，晚年李維史陀的固執（讓人覺得既納悶又諷刺）、1980年代法國思想界的凋零，相對襯托出李維史陀的「一人學派」、回顧人生的最後正面遭逢（電報線）。這些看似不重要的環節，卻因此讓讀者更加貼近李維史陀的生命經驗，而最終獲得一種美好記憶——如果允許我倣效李維史陀一般挪取普魯斯特的回眸話語：「直到後來才瞭解這一記憶何以會讓我變得那麼高興」——因為《憂鬱的熱帶》裡一段關於日落的描述，讓我在未來的某一個瞬間，不經意地回想起22歲的自己曾經航行在印度洋的赤道無風帶上，而不至於感到太過孤單。

（全文完）

好了！豬頭要睡覺了。明天早上還要上課。（我真是太認真了！）

先前的 part I 以及 part 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