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葛茲的「後事實追尋」之眼看來，人類學總是在一個概念、政權、體制正在傾倒毀滅，而另一個新模式、權力、社會結構又尚未形成之間，捲入一場「混亂的多重歷史」漩渦中，這種複雜處境既不存在普遍性故事得以述說，也沒有概要的圖像可供捕捉。在此一漩渦中，不管建構事物的理論概念來自研究者的個人創見，或是借自他人觀點，甚至源自夢境內容或是詩的啓蒙，人類學家的基本任務便是述說事情的原貌，然後一件事情引導出另一件事，接著牽連下一件事，最終抵達人類學家無所知悉的事物上。是故，在這項致力於描述事物本質的學科任務中，我們得以察覺到流動的性質、學習欣賞並接受異質的正當性、避免了以例外作為排除雜質的純粹結晶想法，也因此阻止了理論的鍊金術。於是，葛茲的「後事實追尋」雙關語一方面意味著事實經歷後的詮釋——此一部分正是所有人類學家力圖建立且佐以證據的論述體系——另一方面又針對前項的經驗內容，警惕自己對於此一事實的理解，必須抱持著一種「後實證批判」態度，避免理論建構出單一價值的知識，或是自認為正確再現這個世界的真理。
「在如此不確定的追求下，在這樣不同的人群裡，在這麼分歧多樣的時代中，並沒有太多的確信或是封閉的感受，甚至連到底在追求什麼都不是很清楚。但這是一種度過人生的絕佳方式。」葛茲如是說（此處採中譯本）。今日，這類置此一學科於不確定之處境，諸如二戰後殖民主義的崩解與新興民族國家的興起、1967年Malinowski的私密日記揭露了人類學家與報導人相處形式的道德醜聞、1980年代的Mead – Freeman爭論中有關文化真確性的人類學衝擊，或是近日《賽德克．巴萊》在台灣人類學界所引發對歷史真實以及「真相」與民族誌部分真實的論戰，皆挑戰了原先古典人類學教條中那個「在道德、情緒與理智上皆為單一標準的世界」。這並非意味著詮釋人類學的觀點終將走向虛無（nihilism），甚至帶給自身學科更大的不確定危機，而是詮釋人類學自這種不確定的真實處境中，得以描摹不同於其他學科觀點在穩定基礎上所理解的秩序（order），葛茲以為「這種秩序猶似一場突發式地方風暴或是嘈雜的攤販市集；也就是說，此一秩序完全沒有任何韻律（metrical）」。這使得詮釋人類學的旨趣偏向於文化的內在變化（cultural involution）：「在一致性中具備變數，在單調中表現其精湛性」。
用這種角度看來，全球化有關混雜移動的處境特徵，帶給當今置身其中的人類學類似的偶發機遇，並且似曾相似地令人類學家感到詫異不安：「不知是我到得太晚還是來得太早？」是故，今日的全球化論述突顯了當前人類學知識生產所遭遇進退兩難的窘境：一方是傳統研究對象的臉譜逐漸模糊（或許他者從未消失，但是這類的人類學調查卻與現代知識體系愈來愈無法對話），另一方卻是既有的立論基礎和調查技術仍無法掌握新興的研究主題。然而，人類學面對全球化發展有關去地域化與想像的同感兩項挑戰主題時——在一種「如今看來的相似巧合」的時代氛圍下——詮釋人類學藉由「深描」的方法論、多點田野工作，以及強調田野工作的「異文化感知」等諸項學科技藝與研究旨趣，企圖重現事物本質並依此詮釋社會文化行動的「意義中的意義」，反倒符應了當今全球化的流動特質，並且突顯文化同質性與異質性之間彼此的關係和操作模式。
更精確地說，相較於上一世紀前半期民族誌的研究戲法，詮釋人類學的修辭轉向開拓出不同的研究範式和主題，包括從方法論轉為本體論考量的田野工作技藝、自我批判的反思性、民族誌書寫實踐和職權，並且由於對文學修辭的偏好，使得文化通過文本之類比，彰顯潛沈、未被說明的寓言式或諷喻式意涵，或是揭露文化文本中原先認為微不足道的複雜認識，並且通過超現實主義的並置方式，得以同時達成當代人類學作為一學科訓練，身處於改變中的全球世界體系之期許。這絕非是一項強調「別無分號」的搶救聲明，而是帶有仿似性質的「後危機追尋」（after the crisis）：詮釋人類學對於「全球現代化 vs. 民族誌古老職責」此一遭逢，「所帶來更多論辯後的批判思考，以及因為這種因素而推進了人類學知識，反倒矛盾地感到狂喜、新生」。
「那麼全球化民族誌究竟提供何種不同的意義和觀點？」用這種後危機追尋的立場，或許我們可以因此獲得兩層面的暫時結論：一方面就詮釋人類學而言，此一問題的回覆並非在「民族誌作為在地生活和文化思維的真實呈現」以及「民族誌作為全球文化下想像式共感與個人孤寂的平行調查」二選項中擇其一，而是在「地方傳統 vs. 實驗性超現實」可預期的精彩論證中，彼此自對方的觀點所獲得的回應、澄清、辯論或啓示。另一方面，詮釋人類學自許為一門關於自身知識生產的詮釋學訓練，持續努力地澄清任何理所當然的常識、刻板印象下的膚淺評價，或是拒絕權威的代表性——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對於自己的評價在內：那些恭維、歌頌或是賦予過度讚美的語彙，彷彿傳遞了一種「除了詮釋走向之外，人類學不再存有任何其他面向的知識型態」之信條，恐怕只會讓此一學科在獨特的諷刺敏感度之下，感到一陣難堪的窘境——它所致力抗拒的價值正是它因而建立的成就自身。這項結果不在於是否誇大、適切或貶低一門學問的成就，而是當人們斬釘截鐵地信奉「這個世界上沒有理所當然的價值」這類理念的同時，也製造了另一個理所當然的可能性，導致相對輕易地抹除了彼此之間的差異。
於是，關於這個世界的認識與彼此文化接觸後的學習或仿效、散佈或演變、矛盾或衝突、文明的定義和標準的懷疑、道德規範的力量與反抗、文化感知的浸納與練習，或是無法立即接受的種族屠殺或戰爭等行為或事件，人類學家仍舊感到無以名狀的恐慌與不安；也因為當今的文化現象與人類行為的意涵都變得更為複雜而不易釐清，詮釋人類學亦賦予自身此一專業訓練相似的態度與期許。如此一來，民族誌修辭在這層文化轉譯的過程中，如何區辨文化主體可能的多樣脈絡，似乎顯得既紛亂且令人感到無所適從。但是，借自並且翻轉Darnton的話語，或許可以適切地期許此一猶似維特根斯坦式的處境：「在探索的途中，那些最令人感到困惑的地方，恐怕正是最讓人寄予厚望之處」。那麼，這種關於知識生產樣態的自我察覺——包括研究範式與民族誌書寫的批判思考——將成為現代人類學在全球化論述下與其他社會科學最為不同之內容。<本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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