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6日 星期三

(更新)豬頭是駐站作家之民間社會文本之《貓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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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Darnton 《貓大屠殺》

18世紀法國農村生活版本的《大野狼與小紅帽》故事中,無辜善良的小紅帽——即便前往奶奶家的路上遇到大野狼的詢問仍誠實以對——沒有做錯任何事卻遭受大野狼的吞食,成為野蠻森林中的犧牲者。故事內容越過象徵的表達語法,不帶任何「禁忌的密碼」,直接陳述了食人細節和性的裸露,並且藉由這種赤裸殘酷的方式,直接給出「與危險的狼保持距離」之警告。這類的民間故事直接傳遞了此一生活世界的樣態,並且提供一項「處世的策略」。Darnton以為「法國民間故事不說教,也不歸納道德命題,而是展露這個世界的無情與危險」(p72)。然而,當這類的口傳民間故事成為法國沙龍聚會的社交內容時,這些「祖母的軀體被大野狼一片片割下來,並且交予小紅帽食用」的情節內容已不復見——小紅帽改版為「皆大歡喜」的結局主題。於是,在小紅帽死裡逃生的版本裡,主角人物不再是前述版本中的純真無辜,而是學會如何以詭計耍詐的才能來換得生存,或是「裝傻以便操縱殘忍無道卻容易上當的世界於股掌之間」(76-77)。
這些人物的通性不只是狡猾,而且弱小,他們的對手則是力大無比,卻也蠢不可及。詭計作風總是設陷阱,讓小人物以小搏大,讓窮人以窮抗富,讓享受不到特權的人以弱敵強。用這種方式營構故事,而且不做顯而易見的社會評論。(77)
Darnton以為,這種詭計作風表達了一種與「無情的社會打交道」的處世方法,並且吸納為法國精神意象(Frenchness,85):法國「稱頌騙徒 [相較於德國版本頌揚正直] ,視其為一個社會類型,並且暗示以詭計作風為一種生活方式將得道得福,一如在冷酷無常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83)。(以下更新)於是,Darnton以18 世紀巴黎的印刷廠工人,在狂歡節時屠殺貓作為該著作的主題,闡述了這群工人如何藉由節慶的儀式性顛倒常規,非常態式的恣情放縱中,以諷刺來達到羞辱(資產階級老闆)的娛樂方式(104, 112)。無疑地,這是一種Clifford Geertz的「深描」練習(見豬頭 2011a, 2011b, 2012):以貓在特定文化下的巫術魔法、性的象徵意涵(諷喻戴綠帽的丈夫),同時又是當時資產階級的寵物等三項影射,巧妙(或者詭計)地將貓轉喻為印刷廠老闆的妻子,「彷如她是在叫囂、廝殺、姦淫同台演出的野貓夜會場合中發情的母貓」(136)。結果是,在這場「無法無天卻又歡天喜地」的屠貓審判中,工人們意念式地強暴了印刷廠老闆娘,因此使得駑鈍的老闆「淪為喜劇人物中戴綠帽丈夫的樣板角色」(134, 139),並且安然無恙地全身而退,閃避所有可能抵觸的社會規範以及因此帶來的懲罰——「印刷工人知道怎麼笑,那是他們的唯一的專長」(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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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則留言:

屁紅 提到...

這種研究會不會落入某種「國民性格」的取向呢?
我還沒看此書,不過我單純聽你說和寫的東西
我有點這種感覺ㄟ!

田野工作者 提到...

那得端看所謂的「國民性格」是拿來怎麼用?

如果我們是拿「國民性格」作為原因:那就是因為我們的個性就怎樣怎樣?這確實是我們聽到會翻白眼的說法。

但是在Darnton的書寫裡,這種「對詭計的稱頌」是拿來作為(18世紀法國)文化發展下的「結果」,這種結果強調的是詮釋的論述過程,而不是想要將這種結果,或者你說的「國民性格」確立為一家之言。在《貓大屠殺》中,Darnton著墨在當時歷史的民間生活非常多,他事實上也說明了「為什麼農民版的小紅帽會如此無須掩藏對性的描繪」(因為全家擠在一張床上,夫妻性愛是「全家在場」的←豬頭的話語)。

就比方說,「台灣人的心裡藏著一種深深的悲哀」(特別是對我這種台日後裔,這種後殖民悲哀調性不同,卻是更加深沈)這樣的話語,得端看如何詮釋而獲得這種結果。

我在Princeton時,darnton仍舊教授「18世紀法國文化史」的課程,當時這門課離我的論文主題太遠,我沒修他的課。我修另一位大師Rabinbach的「19世紀法國社會思想史」(談Benjamin)。學校的大師太多人了,每學期開學修課的安排真的有些傷腦筋。(我說過的,當時Columbia的Said傳說快死了,我也想去跨修→後來真的死了。)那時候Toni Morrison又不教研究生的課。有些是臨時一年的訪問學者的課又得先排較高的priority(例如James Young的創傷記憶)。我那時候迷Benjamin, 普魯斯特和波特萊爾,所以人類學系之外的主力,反倒放在英美文學系上頭(奇怪?這三位都是德法人耶!)現在想起來沒正式修Darnton的課,的確有點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