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我們」？之〈「他者」的精神分裂症技藝〉

[前略] 稍稍為〈「他者」的精神分裂症技藝（craft of schizophrenia）〉作說明：此一主題呼應維倫老師在「他者倫理學」的研究——或者視為臨床心理學的專業倫理實踐——其中，我將這種「專業診斷與操作的自我懷疑」視為通往文化病理學的核心技術。這使得「精神分裂症」不再被視為一項疾病症候，借以診視精神病疾患或是人格疾患，而是藉由病理學的診斷技藝，朝往理解自身當代文化的出發工具。 

譬如現代主義的「潔癖」（Andreas Huyssen）、超現實主義的（內部）潛意識主張與（外部）陌生化（verfremdung）「震驚」技巧的精神分裂形式、文化工業的大量「自我」製造，終究導致「自我的喪失」（Theodor Adorno）、後現代文化中建築風格的雜合或是語言的精神分裂模式（I 與 me的分離；Fredric Jameson）、文本「作者的死亡」與「書寫者/作者」的抽離（Michel Foucault；Roland Barthes；或者用詹明信的話語：「主體的疏離已被主體的分裂所取代」；又或者如世光老師課堂上認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鬆散」特徵）。在性別研究中，則是涉及「性/別」的表達模式和真實的「性/別」身分概念（following Judith Butler’s concept of “gender performatives”）；或是懷舊情緒中對於「未曾經歷的過去」的自我假想（Arjun Appadurai）。 

特別是在全球化中，「精神分裂」成為另一種治療方式，用來處理資訊過量的現象（Marc Augé），或是商品符碼的過剩性（superabundance, Jean Baudrillard）。Augé認為世界資訊傳播愈是快速，便愈是增加一種「個人的孤寂」（Augé的用語）。這類大量的「話語」包圍在個人的生活世界周遭，並被納入個人經驗之中，一同分享一種自以為真實並且共同經歷的虛構想像。然而，這類分享式「共時感」和「共同感」（synesthesia）並非成就我們對於當代社會現象的理解，相反地，它們加深了我們的疑慮（豬頭對璁哥的評論）：「從書中、雜誌或是電視轉播中告訴我們曾經共同地生活在某一個時代」——「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we are multi-local.」（Mike Featherstone）——「但誰是『我們』」？ 

換言之，當代文化中強調deconstruction、heterogeneity、de-stabilization、uncertainty、hybridity、syncretism、“flow”、fiction、margin vs. center、differentiation、imagined community，或是網路的kuso parody等概念，似乎可以透過文化病理學的論述，使得這些概念具體化並且互補或對話。更精確地說，我認為用這種「精神分裂症」的切入角度，可以對於「他者」的討論——比起當代的文化研究學者——獲得更為犀利的觀點和論述內容（至少，以一種精神分裂症的方式來理解：「他者」是另一種「我們」的存在形式）。我的野心或許不在於建構臨床心理學的知識，卻是透過臨床心理學的學習，作為我對於當代文化認識的啓蒙。

藥剩老師，你一定要讓豬頭上你的精神分析課呀！真的！我很肯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