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略] 稍稍為〈「他者」的精神分裂症技藝(craft of schizophrenia)〉作說明:此一主題呼應維倫老師在「他者倫理學」的研究——或者視為臨床心理學的專業倫理實踐——其中,我將這種「專業診斷與操作的自我懷疑」視為通往文化病理學的核心技術。這使得「精神分裂症」不再被視為一項疾病症候,借以診視精神病疾患或是人格疾患,而是藉由病理學的診斷技藝,朝往理解自身當代文化的出發工具。
譬如現代主義的「潔癖」(Andreas Huyssen)、超現實主義的(內部)潛意識主張與(外部)陌生化(verfremdung)「震驚」技巧的精神分裂形式、文化工業的大量「自我」製造,終究導致「自我的喪失」(Theodor Adorno)、後現代文化中建築風格的雜合或是語言的精神分裂模式(I 與 me的分離;Fredric Jameson)、文本「作者的死亡」與「書寫者/作者」的抽離(Michel Foucault;Roland Barthes;或者用詹明信的話語:「主體的疏離已被主體的分裂所取代」;又或者如世光老師課堂上認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鬆散」特徵)。在性別研究中,則是涉及「性/別」的表達模式和真實的「性/別」身分概念(following Judith Butler’s concept of “gender performatives”);或是懷舊情緒中對於「未曾經歷的過去」的自我假想(Arjun Appadurai)。
特別是在全球化中,「精神分裂」成為另一種治療方式,用來處理資訊過量的現象(Marc Augé),或是商品符碼的過剩性(superabundance, Jean Baudrillard)。Augé認為世界資訊傳播愈是快速,便愈是增加一種「個人的孤寂」(Augé的用語)。這類大量的「話語」包圍在個人的生活世界周遭,並被納入個人經驗之中,一同分享一種自以為真實並且共同經歷的虛構想像。然而,這類分享式「共時感」和「共同感」(synesthesia)並非成就我們對於當代社會現象的理解,相反地,它們加深了我們的疑慮(豬頭對璁哥的評論):「從書中、雜誌或是電視轉播中告訴我們曾經共同地生活在某一個時代」——「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we are multi-local.」(Mike Featherstone)——「但誰是『我們』」?
換言之,當代文化中強調deconstruction、heterogeneity、de-stabilization、uncertainty、hybridity、syncretism、“flow”、fiction、margin vs. center、differentiation、imagined community,或是網路的kuso parody等概念,似乎可以透過文化病理學的論述,使得這些概念具體化並且互補或對話。更精確地說,我認為用這種「精神分裂症」的切入角度,可以對於「他者」的討論——比起當代的文化研究學者——獲得更為犀利的觀點和論述內容(至少,以一種精神分裂症的方式來理解:「他者」是另一種「我們」的存在形式)。我的野心或許不在於建構臨床心理學的知識,卻是透過臨床心理學的學習,作為我對於當代文化認識的啓蒙。
藥剩老師,你一定要讓豬頭上你的精神分析課呀!真的!我很肯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