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版。貧窮生活樣貌

修改二版。與其用一種自己都覺得是「墮落的書寫」而刊登在期刊上，倒不如放在這兒受你們尊敬。（哇！好熱血喔！）有意見，請繼續提出。豬頭決定改到你們爽為止。（大順子學姊，豬頭要改到你把那兩顆星還我為止！）

上述三位報導人案例雖無法作為當代原住民生活的一般性示例說明，卻以一種「 瀝瀝 歷歷在目」的敘說方式呈現原住民社群中包括親子、兄弟姐妹、夫妻關係、早婚、外遇、雛妓、單親家庭、家庭暴力、自殘、受苦經驗、教育、經濟生活、就業現實、醫療制度、社會福利、老人照顧等延伸議題。家庭關係是貧窮生活中一項顯著的特質，並且不幸的是，親情在這群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們身上絕少成為扭轉命運的動力，特別是家庭人數較多的結果造成日後無法妥適照顧子女之風險，往往成為經濟的負擔。一旦經濟戶長——家庭主要甚至唯一收入來源——發生經濟或就業困難時，「對原住民家庭的家計生活將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2007:16）。同時，「家庭人數越多的原住民家庭，相對於人數較少的原住民家庭，以及有同樣的人口數的我國全體家庭，有更高的經濟壓力」（頁17）。「其中9人以上的原住民家庭收入（年家庭可支配所得為555,263元）不到我國全體家庭9人以上家庭收入（1,758, 399元）的1/3水準（參考《民國95年台灣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表2-3；括弧內數目為筆者提供）。

這些家庭或因經濟因素，犧牲子女求學機會，子女日後因教育程度相對低落，又缺乏現代技職能力，使得在職場上無法找到相對較佳之工作機會，只得投入高危險及較為辛苦的低收入勞動市場。在第二案例中，報導人雖於遠洋行船期間賺取薪酬，然而對於財務缺乏管理觀念，轉眼間消費殆盡，並且由於生活技能極度受限，報導人只得從事粗重的工作內容，而日後受職業傷害而無法繼續工作，失去工作收入又導致生活陷入更糟困境。報導人因身體之故無法工作，希望政府生活上的協助，於是向市公所申請低收入戶津貼，然承辦人表示身份不符，又報導人因不識字無法明白原因或補救方法。這類處於底層生活人民始終在社會福利資源機制的邊陲，不知如何向外界及政府部門尋求協助，或是尋求諮商輔導或法律協助等管道為自己尋求更好環境——「因為我們很傻…我們根本就不曉得啊！」——只能消極地留在原處以上一代的方式繼續生活，「一代傳遞一代」（Lewis 1968:188）。（評Oscar Lewis，見陳巨擘序。）。

相較於第二位報導人一路不離不棄陪伴母親，訪談中提及母親及子女時，數度情緒崩潰頻頻拭淚，前後兩位報導人亦面臨世俗下的親情關係。事實上他們在場目睹上一代失衡的生活內容——經濟生活、職業內容、學習態度、外遇所引發之家庭問題（包括家庭暴力）等。第一位報導人外表比實際年齡（34歲）滄老許多，手部、臉上具明顯外傷，牙齒不甚整齊，給予旁人歷經滄桑的感覺，同時訪談時說話散發濃重酒氣。報導人於訪談內容中顯然非常重視父親，並表示父親對她從小到大，從結婚到守寡都非常照顧及疼愛（但同時報導人幼時對父親的印象是「管教嚴格」，不聽話的懲罰常是「被吊起來毒打」）。報導人父親早期為小型工程承包商，收入不差，酒醉時會毆打母親（但倒不會因此虐打小孩）。面對父親的外遇和生活態度，報導人選擇割腕自殘，雙手內側從手腕至手肘，佈滿明顯且排列緊密的割痕。

第三件案例則更讓人鼻酸：報導人自小擔負起母親職責，陪伴父親照顧弟妹，接著被母親販賣至娼妓事業契約四年。成年後受父親保護下終於與一位原住民男子結婚，育有一子。然因不識字，無法清楚瞭解丈夫工作契約和薪資所得。接著丈夫外遇離家與另一女子同居，報導人因丈夫職業收入無法領得低收入互補助津貼，導致生活慘澹無以為繼。最後法院判准離婚，卻發現罹患肝癌。（這部份一直寫不下去，沒有勇氣再次閱讀訪談稿。給我一些時間。）

傳統研究論述中強調原住民社群的「貧窮圖像」是社會長期普遍帶有刻板認識或負面印象等價值期許、無法落實的政策協助，或是相對未重視原鄉地區的成長環境和文化學習模式。底層階級的原住民社群像是被隔離於人際政經網絡之外的封閉之地，被教導接受以主流價值核心下所制訂的國家法律、社會正義、基礎教育內容和政策等。一方面，這使得他們自小被訓練使用主流文化尺規剪裁一套符合他者道德、傳統、生活模式的要求標準，既不合身也不公允，同時間接並且錯誤地強化兩方文化的「優劣」地位。另一方面，官方為原住民族群所制定一系列福利政策，包括「原住民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暫行條例」、「原住民社會福利補助要點」、「原住民身份的學生學雜費補助」等，因法規缺乏文化差異應有的變通和就生活現實的彈性考量，實質的補助無法落實，反倒再次強化刻板印象下的指責標簽。

這類說明的結果是生產「多元文化」觀點等政策白皮書式的語言，包括族群包容、和諧共存等期許、發展部落生態觀光、永續經營等號召，甚至以「原漢衝突」先來後到的歷史切面，在學院中訴諸霸權、踐踏、強暴等後殖民論述，或以（身為漢人）謙卑姿態懇求「原」諒，最終換取學界或政治上的支持。於是原住民社會的「弱勢貧窮形象」再度被深刻化和庸俗化，以便於「輔佐」政策執行的指標和向度、長遠精密的政治盤算或學界企圖心的運作安排。在地弱勢者（或是工具性的「示弱者」）、部落菁英、學界知識份子以這套白皮書語言的運作方式，取得批評執照、發言權、政治經濟資源的同時，「多元文化」成為社會不可論辯、齊心努力的長期目標，猶如催眠指令一般，失去對此一字詞作反省和定義的能力。結果是，原先強調的文化資產加深了彼此的歷史裂隙，同時這類和諧包容的話語反向暗示了優勢地位的妥協和弱勢族群的判定。

更遺憾的是，原住民長期以來在一種自身族群集體氛圍之下恐已習慣、接受、默許這類負面標簽或誤解。這成就了「仰賴救濟金生活」的貧民窟化——內部造成「需要外界施捨幫助」的價值落差；外部則是提高「不是已經有補助了嗎？（為什麼還有問題？）」的音量分貝。社會工作員以「恐引發家庭暴力衝突」、「將造成社會問題」的預設（或偏見、或經驗）立場介入「輔導」這群邊緣化人口。如此一來，「弱勢者」反倒遭受譴責，這形成雙重的地位下陷。結果是，原住民各項的福利補助政策愈是明晰定義，卻愈是加深外界對於原住民貧窮處境的不當認識。糟糕的是，自小在此一原鄉社群成長的人們愈是逃脫不了貧窮的困境——原住民的努力無法實現相對於都會族群的成就，同時因為這些「福利補助」的族群限定之故，剝奪了「選擇與其他人公平競爭」的機會。這恐怕是許多原住民學子平時在都會校園中不願主動透露自身作為原住民族裔，卻積極（又低調）申請減免學雜費等補助的根本處境。從此文化實踐不在於強調人類學式「在地觀點」，而是在形上學基礎上逐漸形成一項意識形態，而這正是行政官僚體系從來無須考量的面向。

貧窮是這群報導人共同的處境：《經濟調查報告》下所得收支的失衡現象，或是統計數字比較下的經濟困苦，確實說明生命永遠為最必要的生活重心而焦頭爛額，「沒錢啊！我們沒有錢啊！」，而非規劃最重要的生命未來，然而貧窮更是個人生命和社會生活的全面性實質處境，以及這種處境壓力下所帶來彷若與生俱來的困頓，或是因為貧窮的拮据生活所造成的傷害、創痛、自小持續不斷在場目睹下的恐懼陰影等，形塑了無法逃脫的消極人生觀。於是，貧窮在這群低收入原住民生活間不只是一項經驗，卻是形塑了一種文化現象和價值，其中包括接受失敗、放棄自信、等待救助，無助和缺乏未來想像等普遍特徵，並且這套底層文化價值體系帶來一場封閉式的惡性循環，貧窮的結果是後設語言的消極追認：「到現在那是命呵，我自己的命不好而已啦！」、「我對自己的人生很失望。」、「這一生我覺得很累⋯沒有辦法，現在我的身體變成這樣了，我還能怎樣？」

這些報導人的敘說話語作為在痛苦與絕望的生死意念之間、在經歷親人生命盡頭的當下、在無路可走的絕境氛圍中繼續辛苦地活著，並非展現底層生活的人們關於生存的毅力或勇氣，而是必須面對扛負、生活其中的殘酷現實。（評論Lewis）三件案例的話語文本展現社會邊緣的生活故事與經驗，以及奠基在自我和文化生命下的人生態度。這些話語帶來困阨、荒謬、心酸、懼怕、離奇的貧困生活描述，同時帶領詢問：人們原先習以為常的生命世界裡，「究竟什麼是生活，到底？」其中報導人幼時在礦坑口等待「黑抹抹的」父親下班的場景：「有時候認不出來自己的爸爸是哪一個？」，認不出「父親圖像」同樣不經意地表達對於父親受妻子外遇並終究以離婚收場，和礦坑傷害之後的頹喪生活：「真的好幾年，爸爸才恢復原來的爸爸…」。這種與父親共存的生活脈絡、礦坑工作與情感寄託形塑一份懂事、愚知、心疼、天真，交雜為一體的命運感：「那時候我們還小，他都會訴苦；有時候我們在睡覺的時候，很像是看著我們這樣睡，他會一直訴苦，我比較敏感，聽的到。傷口…他清理傷口，有時候會偷偷哭，聽到他哭的聲音。」

第二位報導人則是為維持基本生計，甘冒觸法風險，利用夜晚至河邊捕抓國寶魚作為安頓基本生活之方式。結果是一種哭笑不得的諷刺絕境：沒有錢繳健保費和水費（已停保、停水），也沒有錢吃飯，卻餐餐吃保育類國寶魚。一方是尊稱為「國寶」意象的魚類，另一方卻是殘喘苟活的人類；瀕臨絕種並被列為保育類的國寶魚再現了一位渺小的同胞在大環境之下無法存活的嬴弱生命。這類形容家計生活的修辭語法在原住民社會裡成為自我陳述的特殊方式：「小時候家裡很窮，只好天天吃龍蝦」、「龍蝦如果太小隻，都拿去餵狗」。這不應單純解讀為戲謔說詞，藉此轉喻式並置龍蝦在都會區的稀罕珍貴和原鄉的隨手可得，並且話語自身作為一種抗議的形式：資本市場交換機制無法作為決定價格的唯一判斷準則——至少人類學已闡釋食物的珍貴與否來自文化之下所賦予其價值（Sahlins）——而原鄉社會與山海資源之關係正是超越資本市場的另一文化生活模式。然而，生計的困頓、身體的傷殘、親人過世、無依無靠的孤獨情境等全面地納編至報導人的當下處境，恐怕更是報導人「貧窮生活」的內容和樣貌。

另一報導人於雛妓生涯末期，每晚對著私藏的一綑錢說：「你是我的救命，你一定要把我帶到我爸爸那裡去⋯」、「你要保佑我！」、「時間快要到了，你要帶我走。」此一話語並非作為一份寄託信仰，藉以增強生命的韌性和持續的強度，卻反向展現「生命是如此脆弱不堪」的真實處境。報導人敘說時兩度遲疑不決，突顯雛妓現實與生活處境的交互混淆：「（他們）就會去弄中藥把妳的身體弄好，不會放妳身體不好、繼續接客。不會，他們沒有那麼…」、「會啊！我們也會討論到這個客人怎樣怎樣啊，有的還會講：『唉唷，妳今天接好多喔！』」前者既是說明事實，卻同時提醒自己此一行業終究正是一項殘酷對待身體的事業；後者原先企圖說明自己成為受姐妹們欽羨的紅牌人物，但隨即明瞭話語的荒謬，於是即刻補充一句作為緩頰之語：「會啦…什麼地方談什麼話，一定的啦！」正是這種混淆成為創傷的基礎，包括無法啓齒的個人苦痛、家庭成長經歷、嫌棄態度、鄙視語彙、嘶吼謾罵、家暴傷痕等一點一滴累積下形成無可逃脫的宿命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