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拉岡發表了一篇詭辯式論文〈邏輯時間及預期確定性的論定〉，駁擊沙特在前一年於巴黎上演的《禁閉》戲劇主題（1944）。在先前那場劇碼裡，通過三位囚禁在同一牢房的犯人彼此關係，「展現了一個典型的薩特式存在主義命題：他人即是地獄，即我們每個人都是在別人的目光下苟活，處在從屬於他人的境況裡」（吳琼，2011:115）。回到一年後拉岡這篇短文。在文章的一開始，諷刺地出現了監獄長並且召來三位囚徒（是否就是沙特劇本裡那三位犯人呢？）：「先生們，由於某些我現在不必告訴你們的原因，我將釋放你們其中一位。為了決定出哪位，我將以一種考試方式來決定你們自身的命運。」
無論如何，這三位獄囚現在是在同一間房間裡了，並且接下來令人感到驚奇的大結局，著實地反抗了沙特戲劇裡將「自由作為存在主體對抗異化現實的一種意向性力量」（吳琼，2011:115）；相反地，要解開這道密室逃脫之謎的核心，在於「暫停舉動所揭示的不是主體所看到的，而是他們在他們沒看到的東西中所肯定地找到的東西」（《拉康選集》，2001:209）。由於每一位獄囚看不見自身身上的圓盤顏色，他必須藉由眼前兩位獄囚的圓盤顏色和接下來遲疑態度作出判斷，於是主體的推論必須依賴他人所形成的「集體邏輯」，方有能力確定自身的意向性。即在這個密室謎題中，任何一個主體的邏輯推斷有賴於對另兩個主體推斷地理解。「我」只有在此種「理解的時刻」才能獲得這一主體的形式。在此一集體邏輯下，那個不確定的「我」的形式是一種非主體的主體（吳琼，2011:116）。「我是他人的他人；每個人都是通過他人而抵達真實。」拉岡如是說。
我認為拉岡此篇發表在戰後《藝術札記》復刊號論文既富趣饒又具鏡像理論，使作為「主體」與「我」在鏡像魅影之間的召喚過程，這個結果是「理想我」（ideal-I）的出現：「這是一種欲望的投射和形象的凝注」（吳琼，2011:124）。由於「理想我」的形成是「沿著想像的、虛構的方向完成」，因此這種異化的鏡像認同所獲得的同一性是一項誤認（méconnaissances）（同時參見吳琼，2011:128）。此方的主體欲望總是交由在彼方的他者所顯明，於是人的欲望總是他者的欲望，即我們欲望著他者欲望的東西，我們欲望成為他者欲望的對象，於是我們總是以他者的欲望來規範自己的欲望。於是主體的主動性反轉成為被動；欲望所交會之處，正是各自匱乏之所在，是個自原初缺失的對象之所在，是小寫a的位置（見吳琼，2011:33-35）。存在的匱乏——這種帶有海德格式的本體論描述——昭示了拉岡對於主體命運的徹底空無。
某種程度上，這猶如回返至1910年代佛洛伊德對於「自戀的自我」（narcissistic self）將自身作為力比多所投注的對象一般。吳琼以為，鏡像階段的自戀性認同具有兩種本質：即自戀性認同決定了自我，以及他的世界以實體存在的形式結構）。就前者來說，自我通過認同與自身相異化的鏡像而將「他人」引入自己的形式結構之中，就這意象來說，自我成為了他人；對後者而言，此一認同也是自我對對象實施一種「形式的凝定」（formal stagnation），使得自我可以將混亂的經驗世界組織為人類知識的普遍結構，此種形式凝定使得自我和對象具有了持久性、同一性、和實體性的特質。於是，自戀性認同建構了想像性自我，也建構了想像性對象。這是有關自我和世界的知識，一種「妄想症知識」（paranoiac knowledge；2011:132-33）。
此一「妄想症知識」使得我們聚焦於拉岡就「Aimee攻擊Z夫人事件」（1931.4.10）以及「帕品姐妹殺死女主人和女兒」（1933.2.2）的討論。這兩個傑出個案討論開啓了拉岡的「鏡像階段」理論。當然，這得先從精神分析與超現實主義彼此自對方所獲得的靈感談起。
吳琼認為，以超現實主義為主體的法國文藝界，傾向以文化角度看待精神分析，其中利用精神分析理論和技術推進文學藝術革命，因而少有如同醫學那般地抵制，甚至精神分析對於這群激進的超現實主義者來說，正是作為對抗醫學界的文化沙文主義（2011:32）。 他以為，精神分析與超現實主義有三方面的關聯：對夢境的重視、自由書寫的心理學前提、對精神病或癲狂現象的重新認識（ibid.:50）。 對Breton 他們而言，精神分析技術，從治療轉為創作，作為對於人的性向的揭示（ibid.:47）。甚至，超現實主義對於精神分析的熱情是一種人文式的熱情，一種具有自由主義傾向。性愛、罪感、自殺、迷幻、癲狂、夢境、通靈的幻覺、肉欲的解放乃至身體的暴力，都可以在精神分析理論中找到「支撐」。 這依賴一種對理論的誤讀、一種放任式的塗改（ibid.:43）。於是，陪伴著佛洛伊德無意識的冒險，法國超現實主義成為精神分析的幫手，並且提供一種表達方式。其中，超現實主義為了克服夢想與現實之間矛盾，希望更加具體地介入現實的形式，這使得原先的自由書寫過度專注在書寫者自身的下意識而遭到遺棄，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現實介入色彩的妄想症寫作。
達利的「我譫妄，故我存在；同樣，我存在故我譫妄」，自稱妄想狂的達利一生都在為妄想症的詩學價值做神聖見證。達利認為妄想症是一種消極的自由書寫與幻覺的積極對等物，是對現實的一種妄想性解釋。1930年7月達利〈腐爛的爐子〉發表於《服務於革命的超現實主義》：「妄想症不同於單純的幻覺，它是通過一種連貫邏輯批判方法維繫自身，所以它具有一種現象學特質，能夠產生雙重形象，及對某一對象地再現，即對另一完全不同對象地再現」（見Roudinesco 1997:31; cf. 吳琼 2001:64）。達利這種雙重形象使得古典精神病學基於科學理性對於妄想、瘋癲的診斷歸於無效。就他看來，只有通過妄想形式的解釋，幻想的真實與現實世界透漏出隱秘的結構秩序。於是妄想是對現實的一種闡釋，妄想症對現實的知覺是一種對現實的象徵性重新秩序化（這是一種系統化邏輯）。
20年代初拉岡在莫尼埃書店與超現實主義有了聯繫，但一直到了30年代初超現實主義熱衷於「分裂書寫」的臨床研究喚起了拉岡對於瘋癲的文字的熱情（2011:63）；1931年拉岡發表〈妄想性精神病結構〉，該文章中包括有體質性妄想、解釋妄想、激情妄想。在《精神分析的四個基本概念》英文版譯者以為，拉岡與超現實主義的接觸，使得他徹底離開了原先精神病學著重在體質論的思考（cf. 吳琼 2011:65）。對拉岡來說，他從文學渠道中找到了自己的同情者，而給予了精神分析寫作全新的文體，這個文體如同他的閱讀一般，是超現實主義的，他的精神分析就是一種「超現實主義的精神分析學」（2011:53）。
用這種切入點作為理解角度，Aimee（原名為Marguerite Pantaine）攻擊Z夫人的個案使拉岡結合超現實主義的妄想症概念成為一個傑作。 「在研究中，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超現實主義的妄想症寫作觀念奇異地交織在一起，使得傳統精神病學的妄想症範疇不斷溢出於固有範圍，一個已非精神病學的方式建構出來的家庭羅曼史，被放置在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話語中加以闡釋，曾經對妄想症作病理學描述，如今交由一種傳奇式敘說所取代」（吳琼 2011:66）。對於Z夫人的猛烈攻擊，Aimee回避了面對自己悲慘現實，否認了現實的對象，從而保護了自己的理想形象（福原泰平2002:30）。 「但是，此一攻擊也讓Aimee成為法律的罪犯，Aimee攻擊了自己，這帶給她一種欲望實現的滿足，妄想成為多餘。就我看來，痊癒的本質揭示了疾病的本質」（Roudinesco 1997:48; cf. 吳琼 2001:78）。而對於「帕品姐妹殺死女主人和女兒」此一個案來說，拉岡則在1933年12月份的《米諾陶》發表了〈妄想症犯罪動機——帕品姐妹的犯罪〉：「她們形成了一個永久封閉的世界。他們在自己的孤獨之島上找不到其他的辦法，她們只能靠自己解決心中的謎團，及人類的性欲之謎」（Clement 1983:73; cf. 吳琼 2001:85）。
無論如何，這三位獄囚現在是在同一間房間裡了，並且接下來令人感到驚奇的大結局，著實地反抗了沙特戲劇裡將「自由作為存在主體對抗異化現實的一種意向性力量」（吳琼，2011:115）；相反地，要解開這道密室逃脫之謎的核心，在於「暫停舉動所揭示的不是主體所看到的，而是他們在他們沒看到的東西中所肯定地找到的東西」（《拉康選集》，2001:209）。由於每一位獄囚看不見自身身上的圓盤顏色，他必須藉由眼前兩位獄囚的圓盤顏色和接下來遲疑態度作出判斷，於是主體的推論必須依賴他人所形成的「集體邏輯」，方有能力確定自身的意向性。即在這個密室謎題中，任何一個主體的邏輯推斷有賴於對另兩個主體推斷地理解。「我」只有在此種「理解的時刻」才能獲得這一主體的形式。在此一集體邏輯下，那個不確定的「我」的形式是一種非主體的主體（吳琼，2011:116）。「我是他人的他人；每個人都是通過他人而抵達真實。」拉岡如是說。
我認為拉岡此篇發表在戰後《藝術札記》復刊號論文既富趣饒又具鏡像理論，使作為「主體」與「我」在鏡像魅影之間的召喚過程，這個結果是「理想我」（ideal-I）的出現：「這是一種欲望的投射和形象的凝注」（吳琼，2011:124）。由於「理想我」的形成是「沿著想像的、虛構的方向完成」，因此這種異化的鏡像認同所獲得的同一性是一項誤認（méconnaissances）（同時參見吳琼，2011:128）。此方的主體欲望總是交由在彼方的他者所顯明，於是人的欲望總是他者的欲望，即我們欲望著他者欲望的東西，我們欲望成為他者欲望的對象，於是我們總是以他者的欲望來規範自己的欲望。於是主體的主動性反轉成為被動；欲望所交會之處，正是各自匱乏之所在，是個自原初缺失的對象之所在，是小寫a的位置（見吳琼，2011:33-35）。存在的匱乏——這種帶有海德格式的本體論描述——昭示了拉岡對於主體命運的徹底空無。
某種程度上，這猶如回返至1910年代佛洛伊德對於「自戀的自我」（narcissistic self）將自身作為力比多所投注的對象一般。吳琼以為，鏡像階段的自戀性認同具有兩種本質：即自戀性認同決定了自我，以及他的世界以實體存在的形式結構）。就前者來說，自我通過認同與自身相異化的鏡像而將「他人」引入自己的形式結構之中，就這意象來說，自我成為了他人；對後者而言，此一認同也是自我對對象實施一種「形式的凝定」（formal stagnation），使得自我可以將混亂的經驗世界組織為人類知識的普遍結構，此種形式凝定使得自我和對象具有了持久性、同一性、和實體性的特質。於是，自戀性認同建構了想像性自我，也建構了想像性對象。這是有關自我和世界的知識，一種「妄想症知識」（paranoiac knowledge；2011:132-33）。
此一「妄想症知識」使得我們聚焦於拉岡就「Aimee攻擊Z夫人事件」（1931.4.10）以及「帕品姐妹殺死女主人和女兒」（1933.2.2）的討論。這兩個傑出個案討論開啓了拉岡的「鏡像階段」理論。當然，這得先從精神分析與超現實主義彼此自對方所獲得的靈感談起。
吳琼認為，以超現實主義為主體的法國文藝界，傾向以文化角度看待精神分析，其中利用精神分析理論和技術推進文學藝術革命，因而少有如同醫學那般地抵制，甚至精神分析對於這群激進的超現實主義者來說，正是作為對抗醫學界的文化沙文主義（2011:32）。 他以為，精神分析與超現實主義有三方面的關聯：對夢境的重視、自由書寫的心理學前提、對精神病或癲狂現象的重新認識（ibid.:50）。 對Breton 他們而言，精神分析技術，從治療轉為創作，作為對於人的性向的揭示（ibid.:47）。甚至，超現實主義對於精神分析的熱情是一種人文式的熱情，一種具有自由主義傾向。性愛、罪感、自殺、迷幻、癲狂、夢境、通靈的幻覺、肉欲的解放乃至身體的暴力，都可以在精神分析理論中找到「支撐」。 這依賴一種對理論的誤讀、一種放任式的塗改（ibid.:43）。於是，陪伴著佛洛伊德無意識的冒險，法國超現實主義成為精神分析的幫手，並且提供一種表達方式。其中，超現實主義為了克服夢想與現實之間矛盾，希望更加具體地介入現實的形式，這使得原先的自由書寫過度專注在書寫者自身的下意識而遭到遺棄，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現實介入色彩的妄想症寫作。
達利的「我譫妄，故我存在；同樣，我存在故我譫妄」，自稱妄想狂的達利一生都在為妄想症的詩學價值做神聖見證。達利認為妄想症是一種消極的自由書寫與幻覺的積極對等物，是對現實的一種妄想性解釋。1930年7月達利〈腐爛的爐子〉發表於《服務於革命的超現實主義》：「妄想症不同於單純的幻覺，它是通過一種連貫邏輯批判方法維繫自身，所以它具有一種現象學特質，能夠產生雙重形象，及對某一對象地再現，即對另一完全不同對象地再現」（見Roudinesco 1997:31; cf. 吳琼 2001:64）。達利這種雙重形象使得古典精神病學基於科學理性對於妄想、瘋癲的診斷歸於無效。就他看來，只有通過妄想形式的解釋，幻想的真實與現實世界透漏出隱秘的結構秩序。於是妄想是對現實的一種闡釋，妄想症對現實的知覺是一種對現實的象徵性重新秩序化（這是一種系統化邏輯）。
20年代初拉岡在莫尼埃書店與超現實主義有了聯繫，但一直到了30年代初超現實主義熱衷於「分裂書寫」的臨床研究喚起了拉岡對於瘋癲的文字的熱情（2011:63）；1931年拉岡發表〈妄想性精神病結構〉，該文章中包括有體質性妄想、解釋妄想、激情妄想。在《精神分析的四個基本概念》英文版譯者以為，拉岡與超現實主義的接觸，使得他徹底離開了原先精神病學著重在體質論的思考（cf. 吳琼 2011:65）。對拉岡來說，他從文學渠道中找到了自己的同情者，而給予了精神分析寫作全新的文體，這個文體如同他的閱讀一般，是超現實主義的，他的精神分析就是一種「超現實主義的精神分析學」（2011:53）。
用這種切入點作為理解角度，Aimee（原名為Marguerite Pantaine）攻擊Z夫人的個案使拉岡結合超現實主義的妄想症概念成為一個傑作。 「在研究中，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超現實主義的妄想症寫作觀念奇異地交織在一起，使得傳統精神病學的妄想症範疇不斷溢出於固有範圍，一個已非精神病學的方式建構出來的家庭羅曼史，被放置在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話語中加以闡釋，曾經對妄想症作病理學描述，如今交由一種傳奇式敘說所取代」（吳琼 2011:66）。對於Z夫人的猛烈攻擊，Aimee回避了面對自己悲慘現實，否認了現實的對象，從而保護了自己的理想形象（福原泰平2002:30）。 「但是，此一攻擊也讓Aimee成為法律的罪犯，Aimee攻擊了自己，這帶給她一種欲望實現的滿足，妄想成為多餘。就我看來，痊癒的本質揭示了疾病的本質」（Roudinesco 1997:48; cf. 吳琼 2001:78）。而對於「帕品姐妹殺死女主人和女兒」此一個案來說，拉岡則在1933年12月份的《米諾陶》發表了〈妄想症犯罪動機——帕品姐妹的犯罪〉：「她們形成了一個永久封閉的世界。他們在自己的孤獨之島上找不到其他的辦法，她們只能靠自己解決心中的謎團，及人類的性欲之謎」（Clement 1983:73; cf. 吳琼 2001:85）。
如此一來，在我們移動到下一個思考主題之前——在當代文化研究論述中，「精神分裂症」的診斷技藝如何朝往理解自身當代文化的出發工具——讓我們做一項大膽的轉喻，以便於應用拉岡的主體理解和鏡像理論的文化應用。
<待續>
2 則留言:
恩蠻適合睡前看的小品!
很入眠
點頭如搗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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