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什麼比起在現代化北京的清晨，看見一位騎走叫賣糖葫蘆的小販，
更讓人對於這一切的不協調而感到額外興奮呢。
更讓人對於這一切的不協調而感到額外興奮呢。
若是先前Clifford強調「將田野想像成一種慣習，而非一個地點」，因而給出「旅行」作為一種廣義文化遭逢的流動屬性，那麼用相似角度重新思考Malinowski的《日記》時，有關「帳篷內的調查權威」反倒像是一則寓言，而非視為人類學的現實主義式研究典範。卻是相反地，田野調查的寓言性昭示了民族誌書寫的反諷處境：來自殖民帝國的白人、在部落頭目家旁搭建的西方帳篷、徘徊於帳篷外的「野蠻人」、關鍵報導人的依賴和僕從的照料、煙草物資的索討和給予、白人的性焦慮和西方女體的幻想，或者是相襯於1920年代歐洲左翼資產階級關於理想主義道德與政治實踐二者結合的不可能性。「試著想像剛剛才將你的行李放下，遠望著逐漸駛離自己的渡船⋯⋯」Malinowski如此感慨。從那一刻起，寓言便進入一個封閉（卻完整）、孤離放逐、前所未有、自成格局、使人驚奇的單人旅行故事之中。同樣地，這並不是去詆毀一位人類學家所投注於田野調查的研究熱情，或是日後建立起的學術規範，寓言的形式反倒讓我們看見了一位人類學家如何身陷於在民族誌調查的超現實政治場域，並且與「那無可奈何的情感妥協相對照」（Benjamin之語）。
[1914年10月31日]太奇怪也太奇異了。這種異地風俗輕微地打破了原先我所熟悉的面紗。每日的心情都來自這種日常習性。這種異地情懷強烈到足以損壞正常認知，但卻微弱而不足以開創新心境。（Malinowski 1967:31）
[1914年]12月13日星期日。雨，多雲…我拜訪一些小屋並且進入一間被遺棄的房子…回來繼續閱讀《康拉德》…一種糟糕透頂的鬱悶，灰濛地像是天空完全圍繞在我的內心邊緣處盤旋。我將視線從書本中撕離，我無法相信，此時此地，我正處於一群新石器時代野蠻人之中。而我竟是如此安詳地坐在這兒之時，恐怖的事[戰爭]正在我的身後[歐洲]進行著。（Malinowski 1967:53-54；筆者的省略）
[1918年3月25日]月亮、海洋、心情。月亮勸誘著一種明確、清晰界定的心情。我哼唱著「[Laraisebrue，]以及Suzanna那美麗蒼白貞潔的女子」，伴隨著社會情境想像地作為我情感的表達。但突然間我跌落至眼前真實情景之中。這些內在現實都突然停止了，有如不協調卻具藝術感和[野性]，異地風情＝非真實、模糊，彷彿漂浮在現實表面之上，像是一堵堅固卻單調的牆面上有著多姿多彩的圖像。（Malinowski 1967:235）
用這種寓言式側身閱讀的姿態重返田野現場。《日記》的美學地位甚至超過了民族誌自身，而這正是本文一開始強調「回返於書寫行動的自我揭露，但卻經常漏接」。此處「漏接」指陳民族誌忽略了自身作為一項帶有世俗性質（profane）的紀錄。這種「世俗」成為日常生活裡有關生命經驗的闡釋與處境，有別於權威式的唯一真理，而是更為接近書寫者混雜的真實處境和混淆的情感處遇。由是，世俗才讓我們體會到生命的渴望、魯莽的熱情，和深刻的文化差異。這種結合了超現實主義寓言與真實紀錄的手法，或許通過Benjamin觀點下的超現實主義小說《娜嘉》可以同時為民族誌書寫帶來些許啟蒙。
接著介紹《娜嘉》，請點這兒看完整版
如此一來，若更極端地通過一種實驗性質的並置技法，將Malinowski於1967年出版的《日記》（對照於日記中描述的1910年代田調思愁）與《娜嘉》（法文版1928、英文版1962；1920年代歐陸那自詡為一種「精神狀態」的達達主義和傾向精神分裂屬性的超現實主義，和相對於美國1960年代追求分裂與不確定的後現代主義），提領一項具啟發性質的錯置閱讀——將《日記》作為一種超現實美學的書寫展現，並將《娜嘉》作為一項民族誌反思的深度自我質疑——形就了一種追求真理面前所浮現的「空虛感」（David Harvey之語）。
因此，就民族誌美學而言，《日記》的出版使得我們可以這般提問：此刻是否面臨不同的人類學事業？它的私密性是否將田野調查面臨「道德醜聞」的關鍵時刻？又《日記》給出的超現實主義寓言是否將民族誌書寫介入於這種現代性的「廢墟文化」之中？（等等諸如此類的映照思緒，一如1920年代的歐洲人文思維傳統。）或許Benjamin的說法提示了民族誌書寫的可能任務：「把世俗的歷史還原為寓言，而這種廢墟的復歸成為一種救贖。」在這其中，這種對於民族誌書寫的「生活顯露」（或許這詞彙透漏出一種過於狂妄的姿態）——一種寫實小說與人為的創造性綜合（fiction and roman a clef；此處代替了原先novel的fiction，顯然帶有Paul Ricoeur之下的詮釋學意涵），或是Benjamin說的「文字的神奇試驗」——所感到的狂喜是不夠的，甚至帶有一分悲觀主義。這是一種在迷狂中自我鬆懈，但卻帶出革命的力量。
小結（未完待續）
接著介紹《娜嘉》，請點這兒看完整版
如此一來，若更極端地通過一種實驗性質的並置技法，將Malinowski於1967年出版的《日記》（對照於日記中描述的1910年代田調思愁）與《娜嘉》（法文版1928、英文版1962；1920年代歐陸那自詡為一種「精神狀態」的達達主義和傾向精神分裂屬性的超現實主義，和相對於美國1960年代追求分裂與不確定的後現代主義），提領一項具啟發性質的錯置閱讀——將《日記》作為一種超現實美學的書寫展現，並將《娜嘉》作為一項民族誌反思的深度自我質疑——形就了一種追求真理面前所浮現的「空虛感」（David Harvey之語）。
因此，就民族誌美學而言，《日記》的出版使得我們可以這般提問：此刻是否面臨不同的人類學事業？它的私密性是否將田野調查面臨「道德醜聞」的關鍵時刻？又《日記》給出的超現實主義寓言是否將民族誌書寫介入於這種現代性的「廢墟文化」之中？（等等諸如此類的映照思緒，一如1920年代的歐洲人文思維傳統。）或許Benjamin的說法提示了民族誌書寫的可能任務：「把世俗的歷史還原為寓言，而這種廢墟的復歸成為一種救贖。」在這其中，這種對於民族誌書寫的「生活顯露」（或許這詞彙透漏出一種過於狂妄的姿態）——一種寫實小說與人為的創造性綜合（fiction and roman a clef；此處代替了原先novel的fiction，顯然帶有Paul Ricoeur之下的詮釋學意涵），或是Benjamin說的「文字的神奇試驗」——所感到的狂喜是不夠的，甚至帶有一分悲觀主義。這是一種在迷狂中自我鬆懈，但卻帶出革命的力量。
小結（未完待續）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