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成為爛啵王！！

人類學的存在，很大程度正是企圖避免在不同文化之間樹立通則的律法，而心理學則是尋求藏匿在人類心靈角落（即便不為人知）的思緒與行為反應。表面上看來，似乎彼此矛盾，但我以為人類學與心理學的研究取徑有非常大的相似性質——二者都抱持一種超現實主義方式，在常態與變態中彼此對映觀看——此二學門皆透過一種「在場體驗觀察」方式，藉以完成文化或是心理機制的分析論述。這種民族誌式或是臨床式的「在場」（being here），或許更趨向於Michel de Certeau在《日常生活實踐》中關於存有（Dasein，英文版亦翻譯為「being here」）之理解。對de Certeau來說，這涉及日常存有經驗在不同空間的重複與篡改（1984[1974]:109）。然而，倘若這種空間理解觀，可以交由佛洛伊德式「fort-da」的愉悅原則進行解釋：這位一歲半的小外孫正在重演自己被迫面對媽媽「離開／回來」的空間經驗，並且借自這種「消失／回返」遊戲模式，將此種經驗的被動性移轉為遊戲的主動性，藉此「來報復自己的候補（substitute）地位」（Freud, 1959[1922]:16-7），那麼人類學家顯然考慮的是「臨床行為在各自不同的族群文化空間中所可能彰顯的深度意義」：「如果佛洛伊德的伊底帕斯情結是成立的，那麼在母系社會中，父親此一角色是否會轉移至母親的兄弟身上？或甚至交由母親所取代？」Obeyesekere曾在Princeton的課堂上如此提問。

這類自我詢問並未扼殺了兩門學科訓練之基礎觀點，相反地，二者帶給對方的質疑和挑戰，活化了我們原先對於人類社會型態之認識，也同時增進了Geertz所謂的「爭論的精細化」（refinement of debate；見附件〈異／譯〉文化脈絡）一文，2011:9-10）。在附件資料中，我曾就宋文里教授之〈地面、桌面與顏面：論文明的三個關係介面〉一文提出評論以為，「無論是文化人類學或是文化心理學，『其實我們都在作同一件事情』，如同Jerome Bruner向Geertz（以《海賊王》的熱血口吻）說明：『我們現在都在同一艘船上，不想去管海圖有什麼用！』關於行動脈絡與意義的探求，我們都航行在一個企圖超越既有方法論框限的知識大海之上」（見附件〈一種難以言喻的認同及其沈重的疑慮〉一文，2010:11）。也正因如此，我以一種最審慎並且躍躍欲試的學習姿態向心理學求教（同時也是求救）；我渴望心理學知識，並且期待二者的對話。

這是豬頭今年稚齡所甄試的自傳，希望可以考上。
如果還考不上，豬頭將來就用外籍生的身分報考了！
（聽說還有獎學金可以拿！鴻金順校長請協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