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扯越遠了(其實是在埋怨寫不出來的困境)，我想先試試看從Don Quixote（堂吉訶德）談起吧。
第一次讀Don Quixote是大一的英文課，應該不該說是讀，而是看，看Don Quixote這部電影。因為片子很舊，全程沒有中文，在鴨子聽雷的狀況下看完。當學生的應該都知道，當教室燈光一暗，瞌睡蟲自然跟著爬上眼皮，但電影結束時，我內心滿是激動，甚至到今天都還記得電影中的歌詞：
I am I, Don Quixote, the Lord of la Mancha. My destiny calls and I go. And the wild winds of fortune will carry me onward, oh whithersoever they blow.
作者Miguel de Cervantes對 Don Quixote的描繪，被文學評論家公認為是雜夾反騎士主義的失落與荒謬，並以喜劇般的黑色幽默揭露真實世界中，人們處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但我想，沒人不喜歡Don Quixote過份浪漫的傻勁吧？
只是，這不僅是屬於Don Quixote的矛盾。
17世紀出版的Don Quixote被文學評論家視為第一本現代文學，Milan Kundera在《簾幕》中也多有讚美，我以為這是由於Don Quixote的虛構(fiction)對應到現實生活的處境，閱讀者在主角的瘋狂裡看見層層疊疊的隱喻、對比與寓言。John Tomlinson認為：
小說、電影或廣告，不論其表達的意識型態多不可信，它們仍表達了人們應該如何生活、提供自我價值探索、自我形象的訴求、「理想」中人際關係的藍圖以及人類自我成就的滿足和快樂等不同的理念。（2007:23）
Cervantes的作品在四百年後的今日，似乎仍提供當人們處在矛盾處境時，理解那種偏執、盲目、困頓，以及一種後見之明的坦然。畢竟我們所處的時代是複雜而困難，對多數的人來說，兩難的矛盾已經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與他者的接觸，不論是親身參與或由媒介傳遞的複雜文化經驗，都會造成彼此與自我之間價值與認同的不確定。（同上：123）
關於文本中的敘事手法到民族誌寓言，文本脈絡的互文性因主觀、修辭與風格而招致人們對「真實」理解上的批判與誤解。James Clifford在〈論民族誌寓言〉裡，明白地將民族誌描繪人們生活經驗的fiction與truth畫出界線：「文化事實不是真實，文化寓言也不是錯誤」，因此「至少說出我們相信是真實的故事」（2006:160-162）。Don Quixote的文學含意因為現實生活的挫敗與理想有了清晰的輪廓：關於我們對於矛盾的理解。
而我在Aihwa Ong “A Better Tomorrow”?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Visibility文章裡，也讀出群體面對生活改變與認同矛盾的壓力時，如何從外在環境結合文化成員共識。Ong透過吳宇森導演、周潤發所主演的《英雄本色》進行清晰的論述：1980-2000年之間香港所流行的黑道幫派片中所強調的兄弟情誼、忠誠，某種程度上視為再現華人在資本主義的混亂世界裡，如何從離散與無情利益計算中，堅持親屬關係的道德彌補過程與協商。Ong認為當華人文化認同成為不穩定、分支錯節的零散狀態時，而國族主義的力量與界線漸漸模糊，親身參與的過程被大眾媒體所傳遞的影像、文本取代，媒介的訊息成為再製主體性的重要範疇。因此描繪離散華人群體的電影不僅僅是呈現此一特徵，甚至在資本主義換置與混亂的條件下，具體化華人的價值觀。藉由Ong對《英雄本色》的詮釋，理解華人面對認同與現實矛盾之中的妥協方式。
妥協與矛盾一直是我在自身田野中感受最強烈的字眼，畢竟運動場域上並不存在絕對勝利的法則。（全世界最能反駁我這句話的，只有保羅大師）前幾天新聞報導世界運動會的金牌選手面臨沒有工作的困境。另一則新聞裡，新聞主播用冷靜專業的口吻，用一分鐘報導健力選手謝宗庭的生活並未因為金牌帶來光明希望；新聞畫面裡，記者問：「拿到金牌一年後的榮耀感還剩下什麼？」謝宗庭只是輕輕說：「什麼都沒了」。當英雄征服了命運，路途是順理成章抵達終點：但運動選手達到自身的成就後，現實生活卻是延續著理想與挫折的矛盾。或許Kundera的話也適合當我們將運動選手神化、「光化」之前，妥協我們對英雄的理解：「唐吉訶德本人不是值得學習的榜樣。小說中的人物並不要求別人崇拜他們的美德，他們只期盼別人理解他們」（2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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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一半是在鎮長辦公室寫的。鎮長辦公室有趣之處就在於，隔壁不時傳來調解會的吵架聲以及聽著身旁陳情民眾話語，看地方(沒有鄉紳的)人士嚼完檳榔，偷把渣塞進椅子旁的盆栽。
1 則留言:
[也不符合本部落格下流的風格]
[總變成一種療癒式的書寫]
嗯 看來針對性還蠻強的
我知道你在說誰了!?
哀!
同一個部落格容不下兩個女人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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