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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充其量，我們都只是聽故事的人

 Storyteller

人們總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提領自身境遇，用這種方式讓旁人瞭解自己。但我們最終懂得瞭解是一種不斷的陷落，愈跌愈深終至成為一項折磨，因而給出關於人的荒謬性以及一股叫人無法自拔的墮落。於是自己努力於「毫無意義、毫無價值地活著」，在別人誤識的縫隙中得以稍稍喘息。

安德烈‧布賀東（André Breton）這麼說著：「我總得和自己辯論，才能解脫一種很溫柔、過分令人舒服地持續著而終究會將人粉碎了的擁抱。」那麼，如何和「幸福」相處？在這般無助的大環境底下，一方是沒有太多的希望或是奢求，另一方卻是無可救藥的理想夢囈。於是，我們偏愛一種折磨自己的行為藝術：將精神關到牢籠裡，或是把肉體丟進茅坑內。我們刻意用膚淺的存在主義實踐，作為一項直白的重鬱手段。以為透過如此痛苦，可以直接瞭解什麼是「生命」，所以我們也等待救贖，確信有一天有人將自己從屎糞之中拯救出來，並且沈迷於生命的價值、理想的堅持、同志的奮鬥、擁抱的承諾，或是永恆的愛情。彷彿自己始終夾擊在瓦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彌賽亞時間」：介乎虛無主義與人性、歷史與片刻、救贖與寓言性的當下。那是我們內心唯一的信仰，它甚至過於龐大而令自己害怕相信。

這樣一來，理解便在矛盾面前分裂了。「不能顯現於世的東西」——一如《大鼻子情聖》中主角Cyrano de Bergerac消失在他代為書寫的情書之前——反倒因此裸露出來，而將主體推向一種處境：「我於我不在之處思」，因此有別於「我思故我在」。原先以為的「怎麼辦？」處境，卻在「猶豫不決」、「三心二意」之中給出了「可能性」的奧祕。它的偶然性所帶出揮霍無度的交纏，成為「永恆持續的一種折磨的狹隘形象」。用這種雙輸的方式來獲得雙贏，「每個人都是以反轉的形式接受訊息」，一如凹透鏡前的那只花瓶或是李維史陀眼中的野蠻部落。

於是，「匱乏」具備必要性的部署：慾望總是透過他人的身上看見自身的匱乏。如此害怕曝露，這般脆弱與孤獨。於是我說，我「是玻璃做的，透明而空虛，蒼白而脆弱。」然而那一個孤絕失落恐懼害怕的我才是最接近真實的自己。用這種角度回想傳統人類學的古典方法論：這種孤立也曾讓人類學感到恐懼，害怕自己僵化而變成石頭，或者乾脆以這種梅杜莎技法將研究客體變成石頭。

這種連恩式（R. D. Laing）自我分裂操作（或者按佛洛伊德的術語：痛苦經濟學），無望又卑微地處理自身一波接著一波的焦慮。一切複雜的思維是如此沈重而易碎：若是過於小心，深怕別人識破自己的存在；若是放棄謹慎維護，卻又讓自己直接落入絕望的深淵裡。這是一種處在幽微陰影下的自我包裝術，一如我們都曾經這麼認為：「自己是難以為外人所捉摸、看清透澈，或是拒絕為外人所賦予的標簽或理解。」正因為如此，我們學會避免瞭解對方而變得更不誠實；我們彷彿共同瞭解，「看清評價」成為一種變相的鄙視。於是我們又刻意表現自己是如此輕易識穿，因此反向小心呵護包裝的虛偽性。這麼一來，我們終究僅只於瞭解對方的表象，而避免想像中因為誤解而盤據在眼框周圍尚未掉落的眼淚。

如果「書寫是一種虛榮」（布賀東如此說），那麼這本著作既是瞭解也是矯飾。充其量，我們都只是一位聽故事的人。我將這本著作獻給我的學士論文指導教授余德慧先生，這一切的偽裝他都沒有戳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