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的失悟招領
Lost
and Found in Understanding the Subject
我們上演一齣沒有王子的《哈姆雷特》已經很久了。
——克里弗德．葛茲
一、三個白盤兩個黑盤的主體部署
一九四五年拉岡發表一篇詭辯式論文〈邏輯時間及預期確定性的論定〉，駁擊沙特前一年於巴黎上演的《禁閉》戲劇。在先前那場劇碼裡，通過三位囚禁在同一牢房的犯人彼此關係，「展現了一個典型的沙特式存在主義命題：他人即是地獄，即我們每個人都是在別人的目光下苟活，處在從屬於他人的境況裡」。相似卻具諷刺的是，在拉岡這篇短文一開始，則出現了監獄長並且召來三位囚徒（是否就是沙特劇本裡那三位犯人呢？）：「先生們，由於某些無需知悉的原因，我將釋放你們其中一位。為了要選出哪位，我將以一種考試方式來決定你們自身的命運」。
無論如何，這三位獄囚現在是在同一間牢房裡了，並且接下來令人感到驚奇的大結局，著實地反抗了沙特戲劇裡將「自由作為一項存在主體對抗異化現實的意向性力量」；相反地，要解開這道密室逃脫之謎的核心，卻是一種排除式覺察：「暫停舉動所揭示的不是主體所看到的，而是他們在他們沒看到的東西中所肯定地找到的東西」，或者這麼說，我們在未見之處獲得某種肯定。在這道謎題裡，由於每一位獄囚看不見自身身上的圓盤顏色，他必須藉由眼前兩位獄囚的圓盤顏色和接下來遲疑態度作出判斷。如此一來，主體的推論必須依賴他人所形成的「集體邏輯」，才有能力確定自身的意向性。即在這個密室謎題中，任何一位主體的邏輯推斷有賴於對另兩個主體推斷地理解。
結果是，「我」只有在此種「理解時刻」才能獲得這一主體的形式。在此一集體邏輯下，那個不確定的「我」的形式是一種非主體的主體。「我是他人的他人；每個人都是通過他人而抵達真實。」拉岡如是說。這種「主體」與「我」在鏡像魅影之間的召喚過程，成為一種「欲望的投射和形象的凝注」。此方的主體欲望總是交由在彼方的他者所顯明，於是人的欲望總是他者的欲望，或者可以這麼說：我們欲望著他者欲望的東西；我們欲望成為他者欲望的對象，於是我們總是以他者的欲望來規範自己的欲望。如此一來，主體的主動性反轉成為被動，這帶來的結果是，欲望所交會之處，正是各自匱乏之所在。存在的匱乏——這種帶有海德格式的本體論描述——昭示了拉岡對於主體命運的澈底空無。
這猶如回返至一九一〇年代佛洛伊德對於「自戀的自我」將自身作為力比多所投注的對象一般。吳琼以為，鏡像階段的自戀性認同具有兩種本質：即自戀性認同決定了自我，以及他的世界以實體存在的形式結構。就前者而言，自我通過認同與自身相異化的鏡像而將「他人」引入自己的形式結構之中，就這意象看來，自我成為了他人；而對後者來說，此一認同也是自我對對象實施一種「形式的凝定」，使得自我可以將混亂的經驗世界組織為人類知識的普遍結構，此種形式凝定使得自我和對象具有了持久性、同一性，和實體性的特質。於是，自戀性認同建構了想像性自我，也建構了想像性對象。這是有關自我和世界的「妄想症知識」。此一「妄想症知識」使得我們聚焦於拉岡就一九三一年四月「艾梅攻擊Z夫人事件」此一傑出個案討論所開啓的「鏡像階段」理論。當然，這得先從精神分析與超現實主義彼此自對方所獲得的靈感談起。
當時，以超現實主義為主體的法國文藝界，傾向以文化角度看待精神分析，其中利用精神分析理論和技術推進文學藝術革命，因而少有如同醫學那般地抵制，甚至精神分析對於這群激進的超現實主義者來說，正是作為對抗醫學界的文化沙文主義。吳琼以為，精神分析與超現實主義有三方面的關聯：對夢境的重視、自由書寫的心理學前提、對精神病或癲狂現象的重新認識。對布賀東這群超現實主義者而言，精神分析技術從治療轉為創作，作為對於人的性向的揭示。甚至，超現實主義對於精神分析的熱情是一種人文式的熱情，一種具有自由主義傾向。性愛、罪感、自殺、迷幻、癲狂、夢境、通靈的幻覺、肉欲的解放乃至身體的暴力，都可以在精神分析理論中找到「支撐」。這依賴一種對理論的誤讀、一種放任式的塗改：夢境不再是佛洛伊德所詮釋「被壓抑的願望的滿足」，而成為一種反抗現實的力量。於是，陪伴著佛洛伊德無意識的冒險，法國超現實主義提供精神分析一種表達方式。其中，超現實主義為了克服夢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希望更加具體地介入現實的形式，這使得原先的自由書寫過度專注在書寫者自身的下意識而遭到遺棄，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現實介入色彩的妄想症寫作。
達利宣稱「我譫妄，故我存在」。自稱妄想狂的達利一生都在為妄想症的詩學價值做神聖見證。達利認為妄想症是一種消極的自由書寫與幻覺的積極對等物，是對現實的一種妄想性解釋。一九三〇年七月達利〈腐爛的爐子〉發表於《服務於革命的超現實主義》：「妄想症不同於單純的幻覺，它是通過一種連貫邏輯批判方法維繫自身，所以它具有一種現象學特質，能夠產生雙重形象，及對某一對象地再現，即對另一完全不同對象的再現」。達利這種雙重形象（或者可以理解為「妄想症現象學」）使得古典精神病學基於科學理性對於妄想、瘋癲的診斷歸於無效。就他看來，只有通過妄想形式的解釋，幻想的真實與現實世界透漏出隱秘的結構秩序。於是妄想是對現實的一種闡釋，妄想症對現實的知覺是一種對現實的象徵性重新秩序化。
二〇年代初拉岡在莫尼埃書店與超現實主義有了聯繫，但一直到了三〇年代初超現實主義熱衷於「分裂書寫」的臨床研究喚起了拉岡對於瘋癲的文字熱情；一九三一年拉岡發表〈妄想性精神病結構〉，該文章中包括有體質性妄想、解釋妄想、激情妄想。在《精神分析的四個基本概念》英文版譯者以為，拉岡與超現實主義的接觸，使得他澈底離開了原先精神病學著重於體質論的思考。或許我們可以如此詮釋：對拉岡來說，他從文學渠道中找到了自己的同情者，而給予了精神分析寫作全新的文體，這個文體如同他的閱讀一般，是超現實主義的，他的精神分析就是一種「超現實主義的精神分析學」。
用這種切入點作為理解角度，艾梅攻擊Z夫人的個案使拉岡結合超現實主義的妄想症概念成為一項傑作。在拉岡的分析裡，無論是艾梅的母親、姊姊、C小姐或是Z夫人，都成為艾梅的鏡像人物，給予現下不穩定存在的艾梅有了「未來並確定其基礎、完整而永恆的形象。」艾梅痴迷地認同於鏡像的他者，「她在他者的形象中體驗了自己，走上了映射在他者幻想上的人生。」但艾梅愈是認同此一他者的形象，受縛於他者的形象，反倒愈是受它所支配。「從艾梅那兒消除了喪失和解體的恐懼，並給予她肯定的感情和統一性地對他者的認同，但卻反倒剝奪了艾梅成為自身主人的權利，它映在艾梅眼中，就是由他者所造成對她自身主人性的掠奪。」於是，艾梅將如此這般的憎惡所帶來的攻擊指向了C小姐和Z夫人。艾梅將如此的理想人物投射到外部世界，使其成為迫害者然後加以攻擊，如此一來，艾梅便回避了面對自身的悲慘，否認了現實，從而保護了自己的理想形象。同時某種程度上，艾梅無意識地希望自己觸法受罰，使消除近身威脅，從而又能維持那遙不可及的獨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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