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余德慧老師的指導學生以及一位人類學家，通過一種臨床民族誌的觀看角度，本文試著討論余德慧的學術研究到底給出何種啟蒙之光。就我看來余老師終身對於本土心理學發展之根柢，是一種廣義的華人儒家文化下，所開展主體的倫理存有學。就此來說，我所看見的「倫理」是一種主體存有的初始秩序（至少在2004年提出「倫理修補術」之前，後述）。這種秩序卻因為科學概念的建制被賦予了「常態」與「病態」的劃分，而連帶地病者的主體經驗和生活世界也受醫學知識（也是制式）體系所錯置、越位、侵犯或消解：「科學的病理知識的本質在於化約人的主體性，把病人的生活世界取消，或轉譯成科學的語言」（余德慧 1998:70-72）。在這種語言之下，病者囈語的內容與位置或交予刪除或抹除不視，並且被賦予病理症狀描述。於是，首要工作便是對於「病態」機制的剝除以及（就我看來，超現實主義式）對常態的還原。
病的經驗知識已經不再是生物機制所建構的知識，而是投擲到社會區裡，病人置身在關切或不關切的對待，作為「病人」的生活時間自身開始形成經驗；他的症狀不再是精神科語言的症狀學，而是生活的症狀學——生活裡的悲泣或憂苦，羞恥獲罪惡感，失望或絕望。（余德慧 1998:84-85）
這正是余老師強調的「人文臨床」（2010，與余安邦、李維倫合著）就受苦現場向科學理性所給出的挑戰，包括行動主體的自我揭露、知識現場的生產條件，和精神力量的流動與匯置。這類著眼於受苦經驗與倫理安置之努力，將既有學科的研究領域推向一個界限邊緣，使之與未知區域接壤，於是在余老師文章中，至少依我的看見，有幾項聚焦於主體存在姿勢之重要概念，並且這些看似玄奧卻又極為根本的論述要點，既是有關臨終病人的身體現象學演釋，也是陪病經驗的澄清和拓展：（一）臨終病人通過病苦身體的破敗感，逐漸離開原先與外在世界的連結意義，轉向一種內在深層經驗的存有領悟之「背立轉向」（2004、2006b、2006c）；或是（二）透過「常觀／異觀」的並置，指認外部社會的異觀位置正是精神疾患病人生活世界的常觀——「病是在常觀位置的人指出來的」（1998:84）——於是，「斷裂主體」便從「異觀」的位置釋出，但其形式並非作為對立面的批判，而是進入到受苦經驗的裂隙之中，指認二者的並存。1998:94, 111、2005）；再者（三）離開原先想要平撫在世依存的操煩害怕，轉而「打從心底」細緻地承認內在摺疊起伏的真實體驗，成為一種縱向時間內的沈浸與拾得，也就是自身活著的依據之「沈默皺摺」（2005、2006a）；最後（四）「缺口動力學」（2006c、2006退休講稿）通過拉岡式「人的欲望總是他者的欲望」的看穿，因而「主體的匱乏」代現慾物所成就之缺口正是生活想要的一切動力來源。
從2006年的〈退休演講稿〉開始，余老師挪借了宋文里老師的詞彙「療遇」（therapeutic encounter）作為主體的遭逢姿態，於是在2008年〈心靈療遇的非技術性探討〉、2010年〈人文臨床學的探究〉、2012年〈頌缽者療遇初探〉，以及〈柔適照顧典式的導言〉等文章中陸續討論了「療遇／會遇」的遭逢經驗。余氏的療遇（healing encountering）則作為一種「面對毀滅因而解放」的藝術過程（〈退休演講稿〉，2006），錯落而獲得某種啟示。因此，晚年余老師強調的柔適照顧（anima care），阿尼瑪的負性邏輯充滿了隱晦，一如低泣無助的哀傷母親，深而幽微，希望與絕望並存，時而流轉時而辯證。如此一來，『哀傷是真正的遇，是「不見的遇」。這種「不見之遇」先是通過伊底帕斯悲劇核心所獲得的啟悟：「某種『知道』本身彷彿是追求真相的手段，但最終卻是以『誤識』（misrecognition）而成為遮蔽真理的障礙；任何啟動神諭的人，正是從『知道』神諭這自以為是的對『真理』的物事堪使，讓人理足氣壯去行動，而這自以為將可避禍獲得至福的『悟性』正是悲劇裡的一環」（〈退休演講稿〉，2006）。於是，不見而遇的「遇」是一項偶發的遭逢，它的意義在於「聽乎命運的機遇 [⋯] 是一種開啟造成的驚訝」（〈柔適照顧典式的導言〉）。終究，「我們在現實的別處相遇。」余德慧如是說。
余德慧以為，「任何人文學科如果細審其創造的來源，與他者的會遇是個非常根本的經驗質地，例如，人類學田野經驗實受惠於陌生他者之處境，而非熟習該地而取得的默會。多少人文新論述受惠於未曾被細究的新處境、越軌、例外，以及預想不到的新事證，文學的基本驚奇性即是此會遇的靈感」（2010:69）。這種「會遇」若發生在人的一生接觸相遇和想望，甚至癌末臨終對於生命的認識，那麼「療傷止痛的過程就會發生，故曰：「療遇」。」這種過程對我來說正是開展了余老師在「人文臨床學」一文中所說的「臨床（醫療）人類學（跨）文化諮詢」，同時它也可以在「文學、美學、與詩的符碼的心靈育化（poiesis），文化語言的抒解與詮釋，為困思尋求出路」（2010:79）。因此，本文依循此種路徑，以「思念」作為主題論述這種想望式的會遇。
從2006年的〈退休演講稿〉開始，余老師挪借了宋文里老師的詞彙「療遇」（therapeutic encounter）作為主體的遭逢姿態，於是在2008年〈心靈療遇的非技術性探討〉、2010年〈人文臨床學的探究〉、2012年〈頌缽者療遇初探〉，以及〈柔適照顧典式的導言〉等文章中陸續討論了「療遇／會遇」的遭逢經驗。余氏的療遇（healing encountering）則作為一種「面對毀滅因而解放」的藝術過程（〈退休演講稿〉，2006），錯落而獲得某種啟示。因此，晚年余老師強調的柔適照顧（anima care），阿尼瑪的負性邏輯充滿了隱晦，一如低泣無助的哀傷母親，深而幽微，希望與絕望並存，時而流轉時而辯證。如此一來，『哀傷是真正的遇，是「不見的遇」。這種「不見之遇」先是通過伊底帕斯悲劇核心所獲得的啟悟：「某種『知道』本身彷彿是追求真相的手段，但最終卻是以『誤識』（misrecognition）而成為遮蔽真理的障礙；任何啟動神諭的人，正是從『知道』神諭這自以為是的對『真理』的物事堪使，讓人理足氣壯去行動，而這自以為將可避禍獲得至福的『悟性』正是悲劇裡的一環」（〈退休演講稿〉，2006）。於是，不見而遇的「遇」是一項偶發的遭逢，它的意義在於「聽乎命運的機遇 [⋯] 是一種開啟造成的驚訝」（〈柔適照顧典式的導言〉）。終究，「我們在現實的別處相遇。」余德慧如是說。
余德慧以為，「任何人文學科如果細審其創造的來源，與他者的會遇是個非常根本的經驗質地，例如，人類學田野經驗實受惠於陌生他者之處境，而非熟習該地而取得的默會。多少人文新論述受惠於未曾被細究的新處境、越軌、例外，以及預想不到的新事證，文學的基本驚奇性即是此會遇的靈感」（2010:69）。這種「會遇」若發生在人的一生接觸相遇和想望，甚至癌末臨終對於生命的認識，那麼「療傷止痛的過程就會發生，故曰：「療遇」。」這種過程對我來說正是開展了余老師在「人文臨床學」一文中所說的「臨床（醫療）人類學（跨）文化諮詢」，同時它也可以在「文學、美學、與詩的符碼的心靈育化（poiesis），文化語言的抒解與詮釋，為困思尋求出路」（2010:79）。因此，本文依循此種路徑，以「思念」作為主題論述這種想望式的會遇。
1 則留言:
我知道你只寫這麼多
哈哈哈
(逼逼逼，余老師!有人打混還沒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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