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浮燥的七月
七月的熱浪不斷地從時間的河口襲捲上岸，終於在今年我也成為熱浪所將要吞噬的對象。即將畢業的訊息像是剝奪我做夢的權力，趕緊在荒亂中收拾自己的心情，像打翻了一碗的芝麻，全灑落到地上。
在我即將從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畢業的時候，其實我一直試圖去想像一個離開都市的生存方式。我想，如果我不離開這個都市的話，大概便註定了一個陰暗潮濕的生活空間。
對於處理「離開」這件事，我表現的十足的無能。
我想如果真有什麼不同，我大概受傷了。
我24歲時以第一志願進入了這個科系，並且選修學士論文。長期以來，對於那份從事於人類學田野研究的執迷不悟，其實是相當嚮往的。當然，按照自己的輩份與學識，我是沒有資格宣稱自己是一位「新石器時代的人」，用燒墾的方式去追逐我的學問。但是，我卻必須承認，我在人類學知識論上的惶恐與煩倦。我無法想像，只是想像，一位人類學者在南美洲關於地質學，關於植物的認識，竟是如此地龐大而令自己覺得驚愕。你是可以理解的，關於植物的認識並不代表著植物學家的認識的必然性，很可能是關於文學家對於植物的認識。如果不是一份落實而和緩的過程，我不願去相信，這種文學性將會如何悠然地抒發自內心。
時間有時清晰的讓人無法去忽略它的存在，即使是一點一滴的沙漏，都會因為我們沒有任何能力可以阻止而感到一陣莫名的惶恐，可不是嗎？
我在田野地裡前後待了超過18個月，卻沒有一天曾經有過這種落實的感受。每天總是急燥地去紀錄下儀式的進行，匆忙地去尋找報導人的解釋。
我用了「浮燥的七月」作為這一篇文章的標題，以便去描述我閱讀《憂鬱的熱帶》的經驗和感受。
如果允許的話，我彷彿是當年生病的青年Malinowski，臥床閱讀Frazer的《金枝》，實際上，我也生病了，我告訴過你了。在閱讀《憂鬱的熱帶》的同時，我的論文已撰寫了一半，原先關於Lévi-Strauss的這本著作，我並不十分有興趣，直到自己的思維似乎攤死在那裡，就像在創作的生產線上當機停擺，我不願意去求助於我的指導老師，我的一位哲學研究所博士班的好友建議我學著馬奎斯的方式，刷刷油漆、拖拖地板，在我尚未領悟他的這一番話背後的哲學意含時，我決定去唸小說。我知道即將畢業的催促，使我不知該如何去面對原先節奏較慢的學士論文。
我翻開了《憂鬱的熱帶》，正因為我知道我並不十分感興趣。
我的腦袋在一塊灰色的布幕之下，受到一次嚴重的撞擊，有一隻蟋蟀躲進了我的大腦，在稍微悶熱的氣候，便囂張地引吭高歌，我頭痛極了。我才突然地發現到《憂鬱的熱帶》為何是憂鬱的？而不是《浮燥的熱帶》？
熱帶對我而言，我也相信，對Lévi-Strauss而言，是一種幾乎無法承受的酷暑氣候，這種惡劣的環境，只能仰賴於午後的雷陣雨，要不然便得借助於地形上的幫忙了。在這樣的生態之下，「憂鬱」似乎暗示敘說者背後的心境節奏，我開始對這本作品產生了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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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3歲在海軍服役的第三年，有一次為期3個月的航行經驗，船隻的航行路線是由南台灣出發穿過南中國海，經過新加坡，通過麻六甲海峽，便一路往南行駛，穿過赤道無風帶，越過非洲的好望角，然後抵達大西洋與印度洋交會的開普敦，然後原路返回。
在那一次的經驗中由於燈火管制的因素，使得日出日落的光線來得格外的突出而受重視，在一天的作息之中，端著餐盤坐在桅杆旁或是船弦邊看著日出日落，成為了一天的開始或是結束。我曾經在我的航行日誌紀錄下對海豚、飛魚、鯨魚的認識，三個月後，這些感受成為我的生命中麻痺的那一部份。直到現在，這些感受早先沈澱成一種記憶，可以回味、咀嚼，依著現在不同的心情。
我似乎是屬於坐船、旅行的那一類人。
船行才能充份地讓我可以去回想、紀錄過去，去記載一些情感，其實我要說的是一個「時間」的問題。航行中所出現的任何景象，你都可以不必因為錯過而感到懊惱。它一直是一成不變的，從我離開新加坡駛向非洲大陸的德爾班的20天中，沒有出現過第二種畫面，彷彿影像停格在那兒，只剩下船上的時間繼續在走。除了偶爾有一些海鷗暗示我們其實離陸地不遠之外，我對海鷗的印象一直很好。在一部香港的電影裡，男主角怯懦地站在女主角的旁邊，男主角是一位流里流氣沒啥學問，在新大陸華人餐館中端盤子的混混。即使滿嘴罵出口的粗話都是不標準的英語的那一種人；女主角則是來新大陸學習戲劇找了一份保母工作的大學生。那不是一部藝術電影，比起《金玉盟》的話，或者《西雅圖夜未眠》，可是我卻絲毫都記不得《金玉盟》的情節。在海邊，男主角敘述著他的理想是在這個岸上搭蓋一間碼頭餐廳。他指望著這些鷗鳥說，聽說每一隻海鷗都是一名死去的水手變的。
我每次回想起這一段情節時，總是讓我想起曾經暗戀的一個女人。我在海上曾經在日出的時候偷偷將一枚鎳幣投到海中許願，也跟這個女人有關。
在海上，時間的長度是足夠讓我們跌宕在回憶的蘊寓之中，除了海鷗，還有海水的運動。對海軍來說，波、潮、洶、湧，是完全不同的運動狀態，並且配合著船的行進移動。要說明這種運動狀態至少有好幾個向度必須考慮，首先是地球在季風的區分上有關於洋流的行進路線；另外，是船隻在面對這幾種海浪運動種類時，所產生的晃動也有完全不同，有典型的左右晃動，也有前後晃動的類型，或者是上下搖晃的方式，當船隻面對「湧」所升起的三角型海浪，隨著三角湧的升起並且隨之離開而下降，這造成船上的人員極大的不適。這也就能夠理解為何餐廳，理髮廳總是安置於船支的中間部份。但我仍看見過一名水手在餐廳用餐時邊吐邊吃的景像，至此之後，我決定在船弦邊坐在柏油步道上用餐。即使那裡搖晃的更嚴重。在進入赤道無風帶之後，船隻在破浪前進所掀起的浪花，在距離船弦邊20碼內便立刻恢復如同若無其事一般......
時間的速度慢的讓我們縱情地回憶......
我努力去想像，如果每一位人類學家關於田野工作的出發模式是選擇了這一種方式。他可以從容地去「整理」出發時心情，而不像是搭乘飛機的模式，你總是發現自己一直陷入在「處理」事件的情境之中，處理離開，處理到達。那麼是不是可以讓我這麼說，人類學用時間去澄清而浮現了一些關於生命上的感受。
讓我大膽地提出一些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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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法理解，諸如經濟人類學這樣的話題，到底有什麼迷人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說，人類學家的研究不應被局促在高山族、原住民、異文化的課題之下，想要去尋求一個「事實」，實際上，人類學的精神似乎是在於所進行詮釋的觀點，而非在於對象上的選擇。但是話又說回來，二十年來，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出了多少位畢業生，真正進行本土，甚至原住民文化又有幾位，二十年來，成其就的人類學家，似乎只讓我們記得一位。即使1993年被訂定成「國際原住民年」，成天到晚都在宏揚該文化是如何如何的久遠而具有歷史意義，或者在強勢文化下如何堅苦求妥協生存。不錯，事實的確是如此，但我卻依然沮喪極了。
我們似乎從來都沒有跳脫過這層「高聲疾呼」，而令我噁心覺得厭膩的生活方式。在台灣，如果你不懂得「作戲」，是無法生存在這個社會的，至少是很難適應，偏偏我們的高山民族卻不懂得這項技術，其實如果我將這種「作戲」看作是一種虛假、虛偽的一層面具的話，顯然地，我便不夠深度去瞭解人類學這門學科。或者我該這麼說，「作戲」支持著在這個社會中生存下去的某一個必要條件。像是在一場game之中，「參與」是該遊戲繼續運作下去的條件，並使得自身具有「player」的資格。
我懷疑，經濟人類學的知識到底有何不同於經濟歷史學家，或者是經濟社會學家，如果你的答案是由於經濟人類學所研究的對象大部份是與我們相異文化的部族或聚落時，大概已經知道這種答案將會是如何的愚昧。
事實上我們都非常的清楚，知識不該界定在地理上以及文化上的區隔，如果真是如此，那麼一位研究台北市東區的經濟人類學家大抵是比不上一位年青剛出道的經濟歷史學家，和經濟社會學家，何況是經濟學家。研究高山部落是否成為一位經濟人類學家逃逸路線的選擇了？
那麼如果是文化貌上的相異呢？那我們又何必去研究原住民呢？研究日本，研究17、18世紀歐陸會讓我們更加愉悅又駕輕就熟。那麼知識的不同在哪兒？
如果我們老是將Focus放在核心的周圍，勉強地尋求一些令自己較為舒坦的理由時，生命又在哪兒？
我不斷詢問自己這些問題，當我即將離開這個科系時。如果我將所有探究的過程都予以精確而巧妙地包裝，而僅呈現出一個完美無缺的科學結論時，無疑地我會非常的難過，對我來說，那缺乏誠意，一種實踐經驗上的誠意。那又和實驗室中僅將對照組與實驗組的成果公布出來，有何差別呢？我們絲毫不曾懷疑，我們是如何決定選擇小白鼠或是猩猩，只因牠們的行為在某種層次上可以提供認識人類的機會，那原住民呢？那人類學呢？
論文的寫作經驗使得我對於人類學產生了一些矛盾，一方面我總是面對著別人對我的研究在人類學學科上的質疑：「這種知識算人類學嗎？」當然，我是無法回答的，我不曉得在台灣所發展的本土人類學研究該如何去回答這樣的一個問題。更何況有些的測量方式，已經使得有些人類學家的問題成為了數學家的問題。
我甚至懷疑如果有一道選擇題要求學生誠實地回答「為什麼Lévi-Strauss是一位人類學家？」多數很可能會去挑「因為其著作中出現最多「Anthropology」。」這個選擇項。如果這些學生在都看過Lévi-Strauss的著作的前提下作答的話。
無疑地，我們必須去反省為何不是「因為Lévi-Strauss的思想路徑。」或是「因為Lévi-Strauss看待世界的方式」等諸多其他的選擇項的問題。
這種矛盾明顯地使得人類學的知識無法成為我的知識，我總是無法回答自己所提出的問題。這種困擾讓我覺得我彷彿航行在「赤道無風帶」，任何的問題，如果你不刻意察覺，便立刻被消化掉。這個唯一去解決通過赤道無風帶的困擾的方式，便是快速的通過。那又回到「速度」，也就是時間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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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重新去開拓一些問題的思路。有關於「歷史」以及「現場」。顯然地，這些問題不該因為出現在一位年青的人類學家的身上而無法解決的時候，被刻意地忽略或是掩飾，而失去了它原有應有的思考的深度。
首先是一個對於「歷史」的認識，這種對史學的體察所面臨的一個巨大的衝擊，充份暴露出我對人類學在研究方法上的窘態。
對我來說，在台灣的人類學系學生事實上是居於一種非常曖昧的狀態下，一方面崇尚英國式的經驗論，並且又臣服在美國實用主義的陰影下，又對法國的文本分析與哲學探討作無限的迷惘及掙扎，這種混亂的結果，只是成就了年青的人類學家去強調，田野調查是何等艱辛的一項幾近神聖的工作。不然，便是過度的虛矯做作，而這項偽善且帶有一絲偏執症的行為卻通常被賦義成「幹勁」、「活力」這一類的意義。
這種混亂同時反映在論文著作的參考書目上，對於列載中譯本的勇氣的不足。這兒當然暗示本土在人類學知識上的努力及自信程度，然而所謂的本土人類學其實便是美國在台灣的人類學罷了。事實上，我們連承認的勇氣都沒有。我們只要去觀察一本西方的著作，在多少年後翻譯成中文出版這項指標時，便幾乎可以去斷定這門學科所受重視與發展的程度。
當台灣人類學尚仍停留在「你寫的內容是不是真的？」或是「你如何証實你的資料呢？」顯然，受到過去的社會學學科的影響太深，而卻相對暴露出自己的輕浮。這種不成熟的認識直接滯塞了人類學在分析資料上思路的暢通。無疑地，我們缺乏對歷史的認識以及對史學分析的訓練。這份迫切呈現在我與我的指導老師的對話上。
對於這個問題，他卻打了個譬喻來回答我：「關於牆角下的那一隻螞蟻，我們是必須承認牠的存在的，牠不是早就在那兒了嗎？」這反而造成了我更大的問題，也就是說，這反映了當前人類學在本體論以及知識論上的傍徨與舉棋不定。我們都非常明白如果說我們將歷史定義在過去教科書制式的認識經驗上，這顯然扭曲了「歷史」的定義。這深深影響我這一篇論文將語言進駐至歷史的論述現場中，我的目的並非去突顯「當下」在歷史脈絡底下的重要性，而是去強調論述現場中的論述行動。二者在根本上的差別便在於前者是一個時間性的哲學問題；而後者所企盼的卻是「實踐」。
我並不期待我能引用Lévi-Strauss關於歷時性與共時性二者的分析，我知道自己的資質尚無法去掌握其精隨。或者我的觀念只是更單純一些。這種語言進入論述現場的方式，使得被觀看的事件與觀察者之間的絕對關係瓦解，這意味著距離感的消失使得事件的意義來自行動本身。
我一直去想著在台灣的人類學到底有什麼問題，卻發現自己有著潛伏期疾病式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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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了一封信給我的指導老師：
來到田野地點，正是豔陽高照
整個東部幹線，通過高高的椰子樹的畫面出現在我眼前
其實我是應該感動的，即使來到田野地已經超過20趟
照例又去村子裏騎車繞它一圈
照例村子裏又有儀式在進行
也不曉得這是第幾次的經驗
每一次都讓自己在突發間特意地抖擻精神
那令我覺得極不舒坦
我突然在想
我這一輩子說不定都在追求一個沒有真、假的世界的知識
可是所有的追求，卻通通在我的真實世界中進行、發生
我想田野最令人感到衝擊的
便是自己置身在這個不屬於你的文化的部落裏
你是如此活生生的一個人
鮮明到甚至點起一根煙都會發現自己的生命
正在啜息著尼古丁的味兒
所有的沉澱都無法在當下的狀況中進行
沉澱只能在事後的記憶裏
然而那種當下的亢奮狀況的確令自己非常緊張
這一次回來田野地是百般的不想
急著將「影像部份」剪輯完成
那是一種心情的交代，讓它離開我的身邊
那群人在爭論影像中的語言如何是真實的世界？
既然是「再現」，便代表了有一次的轉折
作品當然不是真實的世界，但是作品的過程卻是活生生的
每完成一個步驟便又是往前挪了一小步
我的確是屬於那群必需靠不斷地實踐才能完成自身的存生的人
那也沒什麼不好，只是比較辛苦。
我顯然已無法忍受天天在心中沙盤推演
我只是覺得我應該待在現場
並且這個時代也不一樣了，我必須去學習不同的語言
去了解儀式，同時表達我的心情……
我想，這是我所做的……
整個台東的夜晚，空氣清徹地一如夏夜
儘管才三月，三月的南王哪兒有杜鵑花呢？
高高的椰子樹有另外一番涼意，搭配著白天的溽暑
儘管才三月…
我想三月是屬於遊盪，可以涼可以悶熱的季節
遊盪在田野地裏，我的心卻漂浮在社會運動
不像在田野工作，像在田野中紀錄下自己的心情
嘗試去想像一份未來的短程工作形態
可以在山裏跑，可以在都市裏穿梭迂迴
可以將自己濃郁的情覺大方地拋出來
可以為了一些小小的衝動果真去行動
最好有一間大大的倉庫，完全不要有隔間直通到底
可以翻斛斗，可以努力的滾
全部都是燈泡的，烘得全屋子暖起來
屋外就算是整天下著毛毛雨也很棒
自己常常因此莫明奇妙笑很久……
我想我必須去找一個我自己的「人類學」……
每次回到這裡，就會覺得有一天
我很可能會死在田野裏
而且是那種很難看的死法
早上爬到山上去看火車看到中午
因為今天氣壓很低，能見度反而格外的清晰
起床後看到山的顏色不一樣
便很興奮一直往山的方向走
躲在人家果園的空隙中，看火車吃椰果
就當作是今天的早餐罷，吃到全身冷颼颼才回家
其實昨天是非常辛苦的
從早上訪問，下午訪問，晚上訪問
回到家晚上12點多了，訪問的讓自己都快傻掉了
喝掉3 瓶米酒
我第一次發現一個田野的道理
衝動是不能當飯吃的
結果自己像一位沒有調整好步調的長跑選手
氣極敗壞地回到終點
在田野地的第八個月，我終於組賃了一間房子。
在這些日子當中，我每一次往返於田野地之間，便必須背負一些器材裝備。我對於田野工作那一份最為深沈的情感，往往沈澱在300公里的火車旅途中，這種情感的依偎或是衝動的代價表現在幾個小時的車程之中，不外乎只有兩件事：睡覺和趕作業。裝備的笨重使我不得不去找一個固定的棲身之處，以便去替代每一次投靠借宿所累積的不便。我決定不再作一份遊牧式人類學的工作。當然，一個人類學家在他的田野地裡租賃了一間獨立的房子，似乎不是一件專業的行為。但那似乎成了我唯一的選擇。
我在台東的房子裡始終放置了一些器材，包括一台具標準鏡頭的NIKON FM相機，一堆Kodak PPA 與PPB 的底片，這主要是針對於田野工作對於報導人的回饋；錄音機一台、錄音帶一盒、電池，這些都放在防潮箱中。一套音響以及幾張喜愛的音樂帶，一台monitor ，配合每次攜帶的一台具PCM 以及TBC 系統的攝影機，充份的錄影帶，電池、燈光、一綑延長線，以及一只碩壯的角架，必要時還必需暗房所需的設施。除此之外，尚有一頂帳蓬、爐具、水袋兩具，以便可以隨時再南下40公里上山調查排灣族的舊社。
這些裝備是足夠一組工作人員所使用的。如果尚有些不滿意，就差一組對講機，以及一台發電機。我將儀式活動的現場拍攝下來，包括完整的祭文或是咒語，這有助於日後的訪問，我雖無意從事於影像人類學的研究，那些知識與設備對當代研究儀式的工作者來說，顯然已成為了基本的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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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時間充份的話，我很可能一直沉迷在過去的記憶裏。
1991年的七月我選擇了一份清洗都市建築外觀的高空作業，其實那次的經驗是蠻像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的，原因是在所有的作業人員中，我是惟一的大學生。你必需穿梭在他們的行話之間找適當的時機發問及去學習必要的技能。那是一次嶄新的體驗，我幾乎每每都在回想自己的肢體漫遊在空中無拘束的遨翔，那會有多棒！要不然也可以用來模擬將來跳樓前最後一眼的都市景觀。
事實上當我閱讀完《憂鬱的熱帶》心情顯然平靜了許多，我欣賞那一份因為誠實而帶給我的感動。對於一位剛出道的人類學學生來說，人類學之所以不同於其它學科，正由於那一份誠實的情感，文字中所描述那些殘餘、頹敗，即將消失殆盡的民族，使我看到的是一幅幅猶如繪畫般的藝術作品。而我所認同的「偉大」是成就在歷史向度下所發散出來的危機感。
人類經常用「墮落」這個主題去刻劃出聖潔的一面，這一方面，至少人類學還算保守，或者對人類學家來說，所有田野工作中必要的算計、狡滑以及伴隨其過程所試圖解決某種問題的野心與企圖都不算是欺騙，它似乎被一種龐大的文化情愫所覆蓋而消失蹤跡，在這層文化情愫之上表現出來的是士大夫的情結。
在台灣的人類學似乎急著去証明這門學科的科學性，這已讓我感覺到似乎一旦失去了「科學性」，那麼一切將會是徒勞無功；所有文化的發展中所呈現出的問題，人類學家似乎更急於去熱烈地參與，這讓我想像一幅景像，病人被抬上病床上，各分科的醫師們已開始會診時，一名實習醫師才匆忙地趕到，換上衣服掛起聽診器焦慮的說：「哪裏？病人在哪裏？」，所有的動作都因這突來的問號而打斷，一名醫師手中還拿著沾著血液的手術刀，抬起頭來問道：「怎麼了？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90年代的都市問題，就讓它交給都市學吧！
我寧可選擇在多刺的叢林裏，它的悲鬱像是一位詩人。
（1994年自立晚報11月15-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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