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國族主義之炬仍高舉著,照亮了人們自身想像的道路。
加映芭樂文章:http://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487
我想安德森的[想像共同體](1983)跟[寫文化](1986)有一個暗裡的共通性。或者說,用寫文化的概念來思考想像的共同體,或許可以得到一個有趣的方向,也就是人對於「歷史」與「文件」的擬構不只是文字與物件本身,而是包含著個人內心的情感與特定意象的想像。
我的意思是,若把國族主義當成某群人自我民族誌的「書寫計畫」,那這個書寫中必定要規定裡面的「民族」與「文化」的樣貌。這樣的「民族誌書寫」過程,必要牽扯到政治與詩意的想像。在這樣的交互比照下,國族的擬構(fiction)性質就如同民族誌書寫般,都具有某種隱匿的政治態勢與編造的意識形態。這些態勢與意識透過挪用、純化、重組、翻譯、寓言,決定了一群人的樣貌應該是怎麼樣。
疆域、人群與歷史的部分真實決定了國族的神話性質,擬構的國族「憲章」決定了共同體的權力風格與體質。國族主義或許一如民族誌,是一部馬凌諾斯基般的民族誌書寫,刻寫了某種「固定」的文化風俗。但是一如寫文化一書中的批判,民族誌應該面對與反思那個田野與書寫的過程,而國族主義或許也應借用此些反思問題,重寫國族的「反思民族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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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則留言:
所以聖經是Anderson與Clifford兩個人同時都舉出來最好的民族誌書寫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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