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民懂得怎麼笑，那是他們唯一的專長」論文--part IV（全文又還沒完了）

Bateson and Mead w/ Iatmul people

Mead w/ Iatmul people (photographed by Bateson)

四、嘲笑作為精神氣質

「納分」（naven）是新幾內亞獵頭族伊阿穆族人的特殊儀式（Bateson, 1958[1936]）。在納分儀式中，舅舅（wua）會穿扮女裝（transvestism）且誇張地模仿女人舉止，來褒揚或慶祝自己姐妹的孩子（laua）之成就。其中男性laua的成就包括殺死敵人（例如自己殺死敵人、同船族人殺死敵人，或是誘敵至自己部落，使族人得以殺死對方）、獵捕鱷魚野豬巨鰻等動物、製作獨木舟、學會吹奏wua圖騰氏族的笛子、參加wua氏族的圖騰祖先儀式，或是社會地位的變化（例如耳鼻穿孔、結婚，但不包括出生和死亡）等文化行為。而女性laua的成就有以鉤線捕魚、淘洗西米、製作防蚊袋，以及懷孕等。一般來說，男性比起女性在生活中有著更頻繁的納分儀式。

納分儀式的顯著特徵是wua穿上破爛的寡婦喪裙，猶如laua的nyame（母親），裝扮老態且舉止蹣跚地一路向旁人尋問她們的孩子。「他們頭戴著一頂破爛的舊帽子，帽子因為年長日久和毀壞已經快散成碎片了。他們的腹部像孕婦一樣綁著細繩，鼻子上掛著陳腐的三角形大西米餅塊，是很久之前某頓飯剩下來的腐敗之物」。這些nyame「穿著噁心卻神情莊重」——正因如此，總引起旁觀族人的大笑——不斷跌嗆摔倒在地，「兩腿大辣辣地岔開」擺出各種誇張姿態表達他們是女性時，周邊孩子們看著此一「滑稽角色」便會樂得笑開懷。在此時，儀式的另一主角laua早已避開躲起來或甚至離開部落，免得受到此一種場面的羞辱。Wua一路尋找著laua來到製造的獨木舟前——這正是此一儀式所慶賀的成就物——栽進獨木舟裡顯得無助且筋疲力盡，wua稍作歇息接著拿取槳板划起獨木舟，象徵性地繞湖後上岸蹣跚離開。整個表演結束。

Bateson認為wua在納分儀式中，既充滿著自我貶抑又帶有驕傲感二種矛盾態度：「Wua穿著污穢的女人衣服，通過羞辱來表達對laua的驕傲」。並且此一驕傲經由誇大的表現手法，又返送予laua的母親。（註1） 在塞皮克地區伊阿穆族的納分儀式裡，倘若wua（或者說是他所扮演的nyame母親角色）找到了（僅限於男性的）laua，wua會將他的屁股順著laua的大腿磨蹭下來，「這是一種帶著性意味的致敬」，緊接著laua必須取來適當的首飾獻給wua。此外，當男孩laua在wua面前過度自誇時，會「激起wua的憤怒。」此時wua也會將屁股朝向laua，甚至在其腿上摩擦，來回應laua的自誇。「此一威脅性的姿勢足以使laua住嘴」，此時laua亦需要向wua奉獻首飾。於是，以性作為羞辱既是一種致敬也可以是一項威脅。

在伊阿穆族的文化裡，有關公眾利益的任何事物都需要以傳統方式進行論辯。在論辯過程裡，族人以一種博學姿態表達對於自身圖騰氏族的認識——其中被戲劇化炫耀的情感仍是以驕傲為核心——同時以挖苦諷刺作為表達特色，在嘈雜喧鬧、怒氣沖沖的氛圍下，語氣時而譏諷時而粗鄙，有時又轉為滑稽搞笑：「這些人的演講充滿了各種嘲笑和威脅，有時內容是強姦，邊說邊笑伴以淫穢的啞劇舞蹈動作。期間被侮辱者會報以微笑，或是大聲嘲笑並向侮辱者報以諷刺性的大聲叫好」。Bateson以為此一圖騰系統具備一種明顯的情感功能，使得每一氏族成員可以在這個文化之下提供自我炫耀的內容。「但此文化中驕傲的精神氣質又反過來以一種奇怪方式作用於此系統」，得此展現納分儀式的情感背景。

伊阿穆族文化的精神氣質（ethos）正是針對這種對氏族圖騰祖先的強烈自豪感。Bateson指出此種驕傲感需要通過大規模的組織動員機制方能得到滿足，包括聚會空間的設置、大型典禮舞蹈展演、以及某種人口規模下才能成功的獵頭行動。Bateson進一步以「文化病理學」概念解釋這種驕傲感是經由「外部的分裂演化誘發出內在的自戀」。於是，男性的精神氣質「在價值觀上強調驕傲、專斷、粗魯和裝腔作勢。這些方面被一次又一次地推向極端；戲劇化的行為傾向不斷地將粗魯偏轉為諷刺，後者又進一步地退化為小丑式的滑稽表演。儘管行為表現是多樣的，但底下的情感模式卻是統一的。」於是在這種情感模式下，「驕傲和滑稽都被認為是可敬和正常的舉止」。Bateson以為這是伊阿穆族人的精神氣質，指涉一個整體文化所強調的情感內容，並且成為人們行動的真切因素:「精神氣質是一個情感態度系統，它決定了一個社群對生活情境所能提供的各種滿足與不滿足所賦予的價值」。

就此看來，納分儀式正是以一種古典人類學的研究目的——透過對異文化的認識回返並給予自身社會更具深刻意義的理解——提供本文前述三份網路社群行動中有關「嘲笑作為精神氣質」的詮釋路徑。依此，納分儀式綜合了以下三種關係結構：

一、Wua的儀式行為暗示了三層次的情感關係：wua與他的姐妹、wua扮演的nyame母親角色與她的孩子，以及舅舅wua與laua的關係，因而納分儀式強化了親屬關係紐帶。納分儀式中舅舅以「男性變裝」方式先驗地呼應Butler的「性/別」理論；納分版本的「性/別飾演」將原先人體構造性別與自我性別認同，以及原生身體與外部著裝的兩項差別，突顯了既是舅舅尋找他的姐妹的孩子，又是母親尋找孩子的雙重路徑。同時，「wua−nyame−laua」（舅舅−母親−孩子）的親屬關係，又再現了〈Emma的信〉版本中「文本−翻譯−意圖」的雙重諷刺性，使得文本翻譯和翻譯語體二者一同成為諧倣的對象。

二、Wua的「性的羞辱」——將屁股順著laua的大腿磨蹭——按Bateson說法：這種「儀式性的性交姿勢，將自己 [wua] 等同於自己的姊妹，以此表達出他與他姐妹的丈夫的關係」。因此當laua置入此一姿態關係中時，這種裸露男女媾合動作一方面既是致敬——「啊！從這麼小的地方居然生出一位大人物出來！」。另一方面，性的羞辱又成為一種嚇斥，這種威脅性警告來自laua身為主導wua成就儀式的要角（而wua則是接受羞辱的對象），進而昭示laua在wua面前的決定性地位。如此看來，〈台北．郝郝幹〉的詭計安排彷彿遵循這一規則，此種羞辱語辭同時成為對郝市長身為一名公僕的勉勵和警告。

三、Wua以自我貶低的滑稽角色表達對laua的驕傲，卻給出了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的力量，致使突顯三面向意圖：一是相對laua的重大成就，二是整個圖騰氏族的驕傲成分，以及三作為對成就者的可能訓誡。同樣的，「別讓勝文不開心」作為一名滑稽角色，具備前述三項成就：詩作本身的悲劇美學成就、開啟了現代社會對該候選人的感受與印象，以及滑稽角色在悲劇劇情中的反轉。於是，「別讓勝文不開心」反轉為一場喜劇版的《哈姆雷特》，受到鄉民化身鬼魂幽靈，不斷揶揄調侃使之瘋狂。原先王子復仇記裡的悲劇角色，如今成了一位戲劇裡四處遭人訕笑的小丑，悲劇性權貴人物最終遭受復仇般霸凌而走向失敗之途。

用這種「精神氣質」的理解途徑重新思考網路社群的嘲弄行為。伊阿穆族的精神氣質昭告了網路社群譏笑行為的社會組織：「這個社群沒有穩定的、具威望的頭目，確切地說，根本沒有任何制定的頭目制度，代之的是持續不斷自我張揚」。在這種沒有首領制度作為仲裁角色的社群生活中，個人的意見、情緒、成就，以及他對自身氏族或社群的認同和伴隨而來的驕傲感，透過自我炫耀方式確立群體聲望。於是伊阿穆族人在大型儀式會所中進行論辯——這類大量勞力組織方能設置的處所，正是該精神氣質的驕傲表現——而鄉民則在網路平台此一大型共同體下，表達意見評論、道德情感，與審美經驗。這種精神氣質以模仿的趣味作為嘲諷的基礎，在伊阿穆族部落生活裡再現親屬關係與姿態宣示，在網路社群裡鄉民獲得個人的娛樂效果（同時呼應社群論壇的「正義」姿態），並且突顯話題的荒謬性。

伊阿穆族人以淫穢羞辱的語彙譏諷屬於其他圖騰氏族的族人，因而反向給出自身氏族的榮譽和驕傲；網路鄉民則以嘲笑伎倆戲弄一個難以撼動的政治體制或財團企業，並且機巧躲避懲罰作為此一訕笑的成就。於是，這種輕挑逗弄語言成為自我揶揄的保護機轉，同時也是一項攻訐武器。此一精神氣質正因為這種戲謔形式，無法以嚴肅口吻反駁以保留自己的尊嚴，於是受侮辱的伊阿穆族人以大聲嘲諷叫好回報侮辱者，同時，這也是〈台北．郝郝幹〉裡郝市長無法嚴肅反駁因而二度受辱的困窘處境。如此一來，納分儀式中wua自貶踉蹌的展演身影，正如鄉民自稱「魯蛇」（取自英文「Loser」的諧音）的低姿態操作策略——「a loser with nothing to lose」——壓縮可能暴露的弱點，相對增加戲弄對方的伸展空間，並獲得更大落差的成就感。於是，網路社群的語言行徑，正如伊阿穆族人以自我羞辱的形式來表達驕傲，成為一場反轉版的誇富宴儀式（potlatch）；受「權貴」陰影纏身的連姓候選人自然成為鄉民「酸富宴」的操演標靶，因而在「別讓勝文不開心」的反諷下，嘲笑對方自認專業卻顯露「膨風草包」的形象、毀損選舉陣營的決勝威望、反駁三流的選舉操盤戰術、遞解權貴身分和為富不仁的傲慢態度。

如此一來，網路社群的嘲諷文本究竟帶來何種文化意義？藉由Darnton釐清三十五則小紅帽版本的「特徵、主題，以及風格與語調上的共同要素」，以一種民族學式文本分析展現「那些處在社會底層人們的現實圖像」（同上引：18, 89）——此研究旨趣附和葛茲「文化理解下的描述性圖像」觀點（1983:29）——反向學習「新文化史」調查方式，可以獲得某些啟發：（分句怪怪的）

十八世紀法國農村生活版本的《大野狼與小紅帽》故事中，無辜善良的小紅帽——即便前往奶奶家的路上遇到大野狼的詢問仍誠實以對——沒有做錯任何事卻遭受大野狼的吞食，成為野蠻森林中的犧牲者。故事內容越過象徵的表達語法，不帶任何「禁忌的密碼」，直接陳述了食人細節和性的裸露，並且藉由這種赤裸殘酷的方式，直接給出「與危險的狼保持距離」之警告。這類的民間故事直接傳遞了此一生活世界的樣態，並且提供一項「處世的策略」。Darnton就此以為，「法國民間故事不說教，也不歸納道德命題，而是展露這個世界的無情與危險」。

然而，當這類的口傳民間故事成為法國沙龍聚會的社交內容時，這些「祖母的軀體被大野狼一片片割下來，並且交予小紅帽食用」的情節內容已不復見——小紅帽改版為「皆大歡喜」的結局主題。於是，在小紅帽死裡逃生的版本裡，主角人物不再是原先版本中的純真無辜，而是學會如何以機智換得生存，或是藉由詭計耍詐來對付眼前這位殘忍卻智商老是不高的巨大威脅者。Darnton 認為，這種詭計作風表達了一種與「無情的社會打交道」的處世方法，並且吸納為法國精神意象（Frenchness）：高度道德只會讓人寸步難行；機靈的應變技能方能取得生存的競爭力。《小紅帽》的故事示範了故事內容因文化地域性的因素改變了主角個性，甚至她的命運，以及在民間文化底下所偏好的危機處理模式：法國「稱頌騙徒 [相較於德國版本頌揚正直] ，視其為一個社會類型，並且暗示以詭計作風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將得道得福，一如在冷酷無常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就此，無論是十八世紀法國巴黎的歷史文獻、八十年前新幾內亞獵頭族的納分儀式，或是網路社群的「酸富宴」文本，都透露了狡猾嘲弄、彌除威脅、維持自尊的生存技藝。這項技藝是一種對抗機制的生存戰術，這其中「鄉民懂得怎麼笑，那是他們唯一的專長。」

一旦瞭解嘲諷表達一項生存戰術時，便相對容易明白網路社群文本的二項特徵：一方面，嘲諷的精神氣質並非膚淺、玩世不恭或庸俗；相反的，訕笑是一種當真的不當真，是一絲不苟，其莊嚴的程度甚至不亞於悲劇，其中情境重現、文體要求、字句斟酌等皆具專業。二方面，嘲諷是精準估算的，其本末倒置所帶來的「滑稽效果」，是面對殘酷真實的反制力量。於是，反向「懶人包」成為網路鄉民對於事件的發展始末、周遭議題細節、鉅細彌遺的觀察與推論，與釐清事實背後的策略和操作而備受推賞。這些包括狂歡節的屠貓審判、死裡逃生的小紅帽等口傳書寫、自我羞辱的驕傲形式，或是網路鄉民的揶揄嘲諷文本、暗渡訕笑政治人物的藏頭詩作，都傳遞著相似的精神氣質，並在各自文化裡完成詭計的設計和暗諷的目的。

今日網路社群的嘲諷文本透過自身的印刷技術與傳播網絡，以真實虛擬混淆的四項技術，給予了現實生存世界另一種監督的力量，並且揶揄的話語型態傳遞了難得的嘲諷美學與積極的道德情緒。（好像語氣草草結束對不對？）

——全文沒完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