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德慧紀念研討會之豬頭論文part III

二、思念是一種無法見著的想望，作為不見之遇的遇望。

我在夜裡召喚的她與白天眼裡看到的她之間，我創造了一個很大的空間，我所有的心思迴旋在這空間裡；這個空間既不是夜裡召喚她的虛空，也不是白天眼裡看著她的實空，而是搓揉著兩者而出現的的第三個時空，我所有的愛都放置在這個時空裡。（余德慧 2003:166-7） 

滿心思念堆積胸口，逐漸昇華這股情緒懸浮上來，想像佳人的眼神韻味或嘴角容顏。傾附於她。那下意識般喃喃自語地對話著和她的內容。啊，這般醉傾於她而舉止卻得輕緩收斂。如此巨大落差與愛戀自身同等瘋狂。
那意象上的語言挑逗、靜默的身姿、微醺的眼神、思緒的反覆攪擾、呵哄保護的承諾、在想要與懂得持守之間的掙扎、期待的擁抱、無法抵抗的陷落、舌尖的潮潤、身體的撫觸、情慾流竄和無法遏制的身體想要，以及因此帶來本能上阻擋有關這類慾求的僭越。藉由這些意象重繪一個思念中的她的形象。用這種思念的形式想念；在安靜沒有喧嘩中靜默。如此牽引著無法見著的想望。所有一切指向唯一問題：「你愛我嗎？」但，
「如何原諒奮力過但無聲，要如何才能想而不問？」  

思念的「遇望」時而雲淡風輕破泣而笑時而百思不解或是喟然懊悔。「真正的愛情並不在因果關係，也不在命運的撥弄，而是在愛情的渲染——一種沈默之聲，在情人之間的應答中。」余老師這麼說（2003:178）。想而不問式的無聲沈默成為思念文法中最高級形式。於是我們勢必得從佛洛伊德經典的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1917）提取痛苦經濟學：憂傷者知道失去所愛，但卻不清楚意識到究竟失去的是什麼。這是一種有關自我的減損和自我的匱乏；憂傷者責備自己誣蔑自己，期待自己被驅逐和懲罰。或許拉岡的鏡像作用帶來緩解效果：「我」在鏡中的她者中生存，在她者中體驗「我」——「我活在我曾見過的人之間」（ibid.:159-60）——然而如此一來，「我」成為了外部的他者。於是「主體／他者」鏡像誘惑的弔詭是，「主體確認自己是外部他者時，便將自己暴露在『無』的風險中，但頑固地不承認此點，也相對迷失了自身的本質」（福原泰平 2002）。我與他者成為一種「我們」，「沒有了她者，我什麼也不是。」於是，「我」朝向強調自身獨立性以避免全數地依賴陷落時，帶來的恐怕是對自己更為根本的晃動。這個結果是憤怒、剝奪、愛慕、忌妒相互爭奪場面，開啟一場不穩定、不均衡，甚至空無的慾望風暴。 

那麼讓我們回到《追憶逝水年華》之中。在〈Swann’s Way〉中瑪德萊娜的經驗標記了之前與之後的不同。前者是一個半睡半醒之間的狀態；後者則是關於Combray的時光重現。然而在後者，一個終極意義在〈時光重現〉被發現了。〈時光重現〉開始於小說主人翁待在Transonville城鎮，一個離童年不遠的Combray的敘說，但重要的是，這段敘說並非點燃起回憶，而是將慾望予以熄滅：假使失去的時光以一種不清楚的方式被再次尋獲，那麼一個人便必須放棄再次體驗過去的這份企圖。隨著觀看過去的慾望的消亡，一個人所擁有那摯愛女人的慾望也隨之消亡。於是所有事件的敘述以及隨之的遭逢都被安置在衰亡之中︰貢布雷教堂的參觀，它永存於世的力量卻反倒突顯人類的不確定性。如此一來，文字陳述成就了一種疏離的氛圍。於是，正因為這種慾望的消亡，使得對於戰時的巴黎描述，造成了對一切事物都受到侵蝕的印象，輕浮而帶有一種墮落的味道（III, pp746-7）。結果是，整個「時光重現」所揭露的一種被「空無」所包圍的自我覺察。 

（這兒其實應該要定下一個標題——三：思念的缺口存有動力，來不及寫了。糟！）

在余老師的退休演講稿（2006:3）裡，談到「臨界處境」時，以為「生機已經束手，世界的一切實體化終究以虛構的本質顯現，徒勞是它的嘆息，一切不再由主體來苦苦守恆。 [然而，] 主體化的漏洞百出，卻是給了療癒絕佳的機會——正是這個背立轉向，使得主體得以脫離自我界圖的領域，進入負性空間（negative space，即非現實）」。原先人們所面臨的矛盾絕境——猶似站在貼有「禁止張貼」的海報面前，每個人變得手足無措般——卻意外地帶來令人驚喜的結果：「不能顯現於世的東西」反倒因此裸露出來，並且將主體推向一種處境：「我於我不在之處思（念）」（而有別於「我思（念）故我在」）。

這種絕地逢生的反轉，或是余老師的「面對毀滅因而解放」的療遇藝術，使得「誤識」獲得逆向重生的力量，從而具有能力指認匱乏和巨大的空無（退休演講稿 2006:9）。於是，「身體宛若豐富的暗室，我在對它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知曉一切」（余德慧 2003:150）。對余德慧來說，「人文意識的這種自然傾向卻需遭受情境的不確定性而停下來。在飽受情境處境的干擾而停止自身、盤繞自身的循環運動的現象，並非人文學科的失敗，反而賦予人文學科出現邊界的裂隙，人文意識必須領悟到這裂隙所帶來的挫敗，恰似生產分娩的疼痛，沒有這失敗，人文學只能在自我循環裡逐漸惡化」（2010:70）。 

於是在這段追憶的晦澀陰影之後，緊接著是一項背立轉向的啟明。在一場邀宴的場合裡，故事主人翁看見Guermantes的名字在名單當中，自此整個敘說的調性整個顛倒了過來。這一次，就像是乘車翱翔天際︰「我就像一位在這之前於地面上費力滑行的飛行員，突然起飛，慢慢遞升到回憶的寧靜高空。」在小說中，故事主人翁看見「一種溫柔，一種近乎肉體的溫柔，從生命的現實中超脫，這種現象在走進死亡陰影的人身上是如此明顯。」於是故事主人翁有了一連串的體驗，並且成為是一種帶有救世意味的「訊示」，而這些訊示都像是當初在Combray的經驗所帶給他的幸福感一般︰腳踩踏在兩塊高低不同的鋪路石板上、湯匙敲擊在餐盤上所出現的噪音、一條上漿折好的餐巾所帶來硬挺的質感。在過去，主人翁對於這些感覺都必須延遲至事後去釐清這種幸福感的理由；但是這一次，敘說者決定解開這一個謎團。早在Combray的時期，敘說者發現這種狂喜產生於兩個時間上（即使不同距離）的相似印象。而這一次，小說的主人物很快地從踩踏在巴黎不平的鋪路石板的感覺中辨識出威尼斯以及盛馬克浸禮池的兩塊高低不同的鋪路石板塊。因此解開謎團不在於藉由「偶然」的方式，就像是「靠魔法一般地」在一瞬間將暫時的距離予以廢止，而是經驗到愉悅是否好比「一種足夠的確定，而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證明，便能讓我對於死亡無動於衷。」（標楷體為普魯斯特用詞。）換句話說，所要解開的謎團在於幸福時刻之間的關係，而這種時刻是由偶然以及「非意願性記憶」，和不可見的使命歷史所提供（Ricoe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