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及此前的臺灣文學史

　

民國四十九年（1960），白先勇就讀臺大外文系，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等同班同學創辦《現代文學》雜誌，發行十三年後停刊。回顧《現代文學》對時代的貢獻與成就，白先勇道：「首先，是西洋文學的介紹，（略），因為那時西洋現代文學在臺灣相當陌生，像卡夫卡、喬哀思、湯馬斯曼、福克納等這些西方文豪的譯作，都絕無僅有。」「當然，最大的成就還是在於創作。」（白先勇 1983[1977]:11-12）在《現代文學》之前，依葉石濤（1925-2008）《臺灣文學史綱》述及，傳統舊文學在十七世紀隨著移民而至臺灣；1917年胡適主張「以白話文創造新文學」影響了1920年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張我軍（1902-1955）始以白話文創作小說與詩，賴和（1894-1943）一生用白話文寫作，其首篇小說〈鬥鬧熱〉「用西方文學的手法反映台灣民眾現實生活」（葉石濤 1999[1987]:41）；日據時代還有一批作家以日文寫作，如吳濁流、呂赫若、龍瑛宗等；到了1950年代，出現反共文學、懷鄉散文等，「是女作家輩出的時候」（同上引:96），「也是省籍戰後第一代作家逐漸抬頭的時代」（同上引:108）。葉石濤出身於台南，在他眼中，《現代文學》於台灣文學的定位如何？ 《現代文學》的第一期出現了「卡夫卡特輯」，之後連續有幾期介紹了卡繆、亨利‧傑姆斯（Henry James）、福克納、湯瑪斯‧曼（Thomas mann）、貝克特等歐美現代作家。他們提倡以「橫的移植」來代替「縱的繼承」，所以把存在主義、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超現實主義以至於反小說（New Roman）等現代前衛文學的意識形態和寫作技巧引進國內。 那麼，他們為什麼主張「橫的移植」呢？這和五Ｏ年代的文學環境有關。他們大都屬於來台第二代作家，幼、少年時代的記憶很清楚，但在原鄉缺乏謀生的生活經驗，來到這亞熱帶的新天地，他們的生活脫離了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因此，這塊土地雖給他們眾多新奇的經驗和印象，但他們還沒有充分的時間紮根於這塊土地。他們既不能繼承三Ｏ年代、四Ｏ年代的大陸文學，又無法跟這塊新土地結合，只好大量吸收歐美現代文學潮流，在這外來的文學的基礎中建立他們的文學王國，他們正是於梨華曾說的「沒有根的一代」。儘管他們對五Ｏ年代的反共懷鄉、鴛鴦蝴蝶派的文學有極端的反感，而且心裡總以為夏濟安的「文學雜誌」的恢復五四文學傳統底主張是對的，但他們無法描寫台灣民眾的現實生活，以及不瞭解此地民眾三百多年被殖民的歷史，又無法深入地透視大陸生活的歷史性轉變，所以在如此的真空狀態中不得不以西方文學來填彌。 不過，他們只是「橫的移植」，完全沒有「縱的繼承」嗎？這也並不盡然。然而他們所接受的卻是中國古典白話寫實文學的傳統。譬如白先勇的代表作，收錄其十四篇短篇的《台北人》，便是以稱作「臨時首都」的大陸人最多的台北為中心，以艷麗的筆觸細刻了形形色色的來台第一代人士。（略），這些短篇通常被人認定，描寫沒落貴族在台灣的肉體與精神的崩潰，這種描寫的主題明顯地繼承了「紅樓夢」的傳統。（同上引:114-116）

我覺得葉老人家是打從心底愛鄉民和土地。二十一世紀已過十二年，如今以「全球化」之眼觀看，台灣文學史的論述可能採取新的語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