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多刺的叢林——一項原住民舊社的人類學調查
如今我可以躺在被窩裏，抱著李維．史陀的《憂鬱的熱帶》瞎耗上一整天，啃掉一整包的香煙外加半瓶的法國紅酒，或者隨性地抽一本村上春樹的小說沒有任何理由地打發時間。就好像抱著一桶爆米花坐在沙發上看一齣無聊的肥皂劇般的輕鬆。
現在回想起來，整個調查行動我就像是一隻患了哮喘的土狗那樣，出現了一幅狼狽的圖像。或者就像現在書桌前所擺設的這一株野薑花一樣，死亡與新生命總是共同不斷的存在著，並且又持續地嗅覺到野薑花所特有的濃豔卻廉價的氣味。我絲毫沒有想去責怪這一株野薑花的意思，而是覺得有些唐突，彷彿我的眼睛與鼻子不應該在這個當下同時發揮它們的專長。
就在我所居住的這個都市三百公里外的某一座山脈之中，在過去一年多以前，我以極可笑的動作攀爬在其坡面上，一面強行去調息呼吸的節奏，另一面則儘可能地去想像一位詩人散步在雅白色油桐花之下的那種閒緻的意境，企圖以這種方式去移轉大腦對於心肺機能的注意力。但是成功的例子不多。
再看看現在的生活方式，就像去比較柴可夫斯基與莫札特兩人樂風是多麼的不同。
1994年的秋末，舊社調查計劃報告書終於校定之後出版了。我從老師的手中也接到其中一本，心情興奮卻並不怎地真正開心，有許多的辛苦與當下的感受甚至衝突，顯然不是一本學術報告所足以記載及所期待要記載的。這是我之所以要寫這篇文章的原因，或許這正是一位人類學家感覺到寂寞的地方，彷彿這些感動和難過都可以輕易地被安置下來，然後迅速地撇清個人主觀的感情，而從事一種既客觀又科學的撰寫工作。就像將前一張原住民的音樂帶退出來，換一張卡拉揚指揮的布拉姆斯第４號交響曲的ｃｄ，又可以遨遊在柏林交響樂團所演奏的音樂之中那麼簡單？如果真是就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的理所當然而容易的話，那就叫做是一位「演員」而不是「人類學家」了，或者是一台手提ｃｄ音響。
我只是想把某一部份的畫面平行地寫下來而已，這道理就比方比薩店來說好了，有誰會去計較在台北所點的夏威夷比薩與在開普敦所點的夏威夷比薩到底有什麼不同呢？那麼又有誰會去在乎在山裏的生活與都市又有什麼不同呢？除了我這個傻瓜之外。「學術性的嚴肅」並不是這篇文章所要求的撰寫背景，也沒人限制這篇文章該用什麼心態、什麼氣氛下閱讀，很可能就只是一位剛起床的上班族拿來打發塞車的時間也說不定。
那可能還算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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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三月，某一個道路工程計劃的第一階段開始進行，這一階段主要是針對四條預定路線加以勘查和評估的選線作業。由於事先必須去估析工程所可能造成在文化上的破壞，這項計劃分成了兩個方面同時進行，一是考古遺址的調查，另一則是舊社的民族學踏勘行動。
所謂的「舊社」指的是台灣的原住民聚落在日據時代，甚至更早以前所留下來的建築結構遺跡。事實上，整個計劃的意義並不只是提供作為工程預定路線的選擇而已，並且我們試著去探討這些舊社在歷史脈絡中的意義，這便包括了建築規模的還原以及人口、生業等的問題。考古學與人類學的田野工作經驗使得我與這次計劃結合在一起，在整個踏勘行動中，我主要是負責調查過程的影像的拍攝，以及後製的剪輯作業。
在第一個月之中，大致上初步調閱了過去的文獻和有關的資料，主要有日籍學者馬淵東一在1974年出版的《高砂族的移動與分布》和移川子之藏在日殖政府時期於台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出版的《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而過去有關的資料則有台大人類學系曾振名先生於1991年出版的《台東縣魯凱族、排灣族舊社遺址勘查報告》，這是唯一較具正式且大型的調查報告。
完成裝備的採購和地圖的研判後，調查隊伍一行人便匆促地鑽進了叢林裏。沒有任何儀式和探險隊出發前在碼頭歡送的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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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調查行動的模式中，白天總盡是體力與時間相互消耗的生活方式。對我自己來說，在台東的調查行動從日出開始，說穿了，便是等著太陽下山回平地休息一晚。這並非反應出一個人的懶惰、摸魚這一類的指謫的話題。整個台灣原住民在日殖時代，甚至更早以前的聚落遺址調查行動中，充滿了疲憊不堪的情緒，與一大堆似乎在白堊紀時期就已經糾纏不清的畫面。
事實上，「睡眠」在調查的過程中是相當嚴重的問題，在整個攀爬的過程中，體力的調適足以影響一天的表現。這種依靠在「體力決定論」的前題下，似乎及早睡覺之外，絲毫不敢有其它節目的安排，就像「單線演化史」一樣，人類的祖先之所以成為了人類的「祖先」，就是因為祖先的後代叫做「人類」，而不是叫做「小鹿班比」，或者是「炸雞塊」。很明顯的，充足的睡眠才會有充沛的體力。這道理連加菲貓都懂。即使幾次由於考慮到調查的方便，決定直接紮營在河床地上，仍舊是在體力掌控的壓力下，倖倖然的躺在營帳裏。沒有星夜的美麗，只有一隻隻躲在營帳裏等待孵化的雛雞。
從入山開始，連同獵戶、嚮導通常是6-7 人的一個隊伍。通常從選擇嚮導就是第一個所必需面對的問題，接下來從訪談，詢問耆老，紙上作業的初步模擬，到正式進入山中－也就是大武山自然生態保護區都是。大武山幾乎是東部排灣族神話中的聖山。從日殖時代留下了一些關於舊社陸續遷移的紀錄，伴隨而生的是可以想見的神話傳說。一進入山中，便得習慣用雙手雙腳去接觸土地，這種感覺讓我覺得像是老祖宗以往行走的模式。考古學上有名的「missing link」居然在二十世紀末的人類的行為上被發現，這種感受的確很複雜。
而所謂的山路，實際上也沒有什麼「路」，反倒說是穿梭在樹林間來得貼切。說實在的，我已很明顯地無法適應傾斜45o 的山坡面上直線攀爬的登山模式。但在二百公里外的山地中，曾經泰雅族仍在75o 的坡面上耕作，這實在令我覺得有一種莫名的悲哀。
入夏的台東，白天的氣溫大致上一直維持在攝氏三十度以上，這種溽暑加上笨重的裝備，使得體力流失的速度相當快，我們必須去考慮所需補充的水份，然後裝備的重量便增加，然後增加的重量又成為了體力流失的因素，這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和其它的登山計劃一樣，必須慎重地去考量負重與體力在速度的向量下，取得一個協調。所不同的是，我們幾乎沒有任何的把握去研判舊社位置的精確度。即使是舊社的地點，頂多也只不過是在一片河床地上，將手指指向兩公里外的某一座山頭下的某一個鞍部或是緩坡平台。
在1：25000 的地圖上，每五公分的長度相當於地理上的一公里的距離，但問題是二度空間的地圖還原回去三度空間的地理世界會發生相當大的誤差，例如兩座山頭的距離很可能不到一公里卻必須花上半天的時間才能抵達。運氣再差一些，等高線如果過於密集的話，外加一條湍急的河流，就算花三天也爬不到對面。總之，地圖只是作為判斷相對位置的參考工具，我們既沒有衛星定位儀，也沒有任何先進的測距儀和對講機，就是一綑皮尺、幾把考古學家特有的小平鏟、高度計以及一堆累贅卻必須的攝錄器材。當台灣還在崇尚「土法煉鋼的精神比較偉大」時，「科學」反而又成了是一種敗家子式的奢侈想法。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急救藥品、螢光棒、登山繩索、必要的乾糧和飲用水、雨具及基本的禦寒衣物，像是去巴格達解救人質似的，好去面對臨時的急難狀況發生時，至少可以安全地待上二十小時。
叢林中的林相變化或許可以引起我一些興趣，例如有些舊社是位在中級山的林相之中，更有著原始森林中的大型木本植物，從天而降的植物氣根，我曾在懷疑森林之王就是抓著這玩藝在林間玩著鞦韆的英雄式的飛翔。這當然是自我安慰的說法，事實是任何一位有經驗的登山者都很清楚，台灣的中級山與高山的登行情境是相差非常大的，走在三千公尺的稜線上，視野的寬廣，冷風的吹拂都會令人有一種冷靜、隔離的感受，整個稜線上伴隨著零落的高山杜鵑的畫面，就像是一位清幽的苦行者看著山下繁囂的世俗，或者是一隻在雪地上奔跑的救難犬面對一隻養在公寓裏的博美狗的那種氣氛。
這些畫面都沒有出現在舊社的調查過程中。中級山的攀行經驗相對就像是一隻陽萎的公狗的洩氣。
有些舊社的林相生態裏充滿了闊葉林的蹤跡，我對蕨類的感覺是非常不好的，我一直相信它們有著從後面突襲把人整個捲了起來投入卡通片中的消化囊飽餐一頓的本領，就算年齡的增長可以壓抑住小時候對於卡通影集的陰影，它們的葉面由於為了適應散發更多白天的熱氣而製造的絨毛結構，實在令我覺得非常噁心。實在很難想像一位植物學家是如何誕生的，說不定植物學家的母親與植物學家的父親為了某種不知名的因素，而在一堆草叢中偶然的相遇，就如《生活在他方》裏所描述的。
其實叢林中各種蟲蟻，諾如長腳蜘蛛，大型的蒼蠅、蝴蝶配合著遠方啄木鳥陸續的四連音，其實還算是一幅合諧的圖畫，如果又加上天空盤行的冠鷲的叫聲，或是野鴿，就更細膩了。
如果我不是如此的累的話。
可惜的是，這些蟲鳴鳥叫因為生理的不適成了喧鬧最主要的指涉對象，即使是發現了原本應該興奮驚喜的穿山甲居住的穴洞，也成了怒罵大自然的陷阱的對象。這對牠們來說，當然是極不公平的。山，原本就不屬於暴燥的人們。
對人們來說，那些腐敗的樹幹與身上充滿如刺蝟般的竹科植物，是非常倒胃的，因為你必須隨時解放你的上肢，以便可以立刻抓到攀附物，以免一不小心便摔下斷崖，那些竹科的植物如同陷阱一般，換句話說，我們反倒成了它們開玩笑的獵物，隨時等待著我們自投羅網。
這些地理上的設計是當初先行者在選擇聚落地點時在安全上的顧慮，由於這些防止敵人突襲的保護措施，這些舊社遺址在幾百年後仍被保存了下來，這在目前台灣標榜著一切為建築的今日是頗令人尷尬，事實上提供我們研究經費的正是建設公司。
這種食物鏈式的辯論的結論便是「自食其果」，在台灣，考古學家正在為古蹟的保存不餘遺力的高聲疾呼。我實在想不出來有什麼最好的對策能夠告訴台灣的老百姓，這些舊社實在真的值得保存，如果他們搬出埃及的金字塔，中國大陸的兵馬俑怎麼辦？
如果他們告訴我為什麼連原住民自己本身，也就是當初這些先行者的後代都不好好的維護屬於他們自己的舊社遺址，成天只知道如何貪圖方便，將建築結構一片一片拆下來，為的只是放在民宿村的門前步道上供人踐踏，甚至是自己家屋的門前作為貴族權力的象徵？憑什麼再花幾百萬新台幣的研究經費，重新去評估另一條的預定工程路線？而且只是評估。而這些公路在五百年後，人們很可能已經在天空飛行的時候，不也是標標準準的一級古蹟？如果他們在說服我，目前所從事的工程正是未來的古蹟時，我該怎麼辦？
我只好假裝聽不懂，不然，就只能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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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喘息聲催促著自己必須跟上前面的步伐，我落後在這個隊伍的後頭，除了我的老師，他已經50多歲，不能怪他。我總是趁著前面的隊伍回頭已看不到我，以及後頭的老師尚未跟上的那個當下，趕緊靠在樹旁喘氣，擦汗，我想我將來是一定會有外遇的。
鑽入在叢林中，溼熱、陰暗，那種對待肌膚的方式，蟲蠅的騷擾，然而又必須跟上前面的隊伍，特別感到時間的壓迫，在口乾舌燥的同時，幾乎是無法去判斷要先克服那一種難受。加上上山之前往往必須溯溪，因為舊址的選擇之處，有一項重大因素是水源的問題。
沿著河床往上爬行，河床的礫石愈往上流，切割現象便愈明顯，每踏下一塊岩石，腳踝以及膝蓋所承受的力量便愈沉重，這種沉重在第一次踏勘時最為嚴重，原先計畫三天的行程，結果在第二天時調查隊伍便全部受傷，只得收起帳蓬退回村子裏，勉強作一些訪問，與紙上的訪問工作。
涉溪一開始是還會耐住性子，由於地形上的緣故，必須沿著河面作Ｓ型反覆的涉溪，每一次便得脫下一次腳上的登山鞋，到最後往往是索性泡在水中行走，於是乎，踩在山路上的雙腳，其實已經呈現黏溼的慘白，像極了儐儀館中蓋著白布緊露出的那一雙腳。這種方式，大致上必須走上兩個小時以上，才能到達海拔400-500 公尺的舊社地點。
在到達這些舊社之前，通常是會出現一些特徵。首先是竹林的出現。這種分散式的竹林叢顯然是先行者在此種植，其原因卻不能用今日漢人的地盤觀念便可以一語道破。原住民對於竹子的情感遠遠超過我的想像，我的排灣族的嚮導可以立即輕易地說出至少七種不同名稱的竹子種類。這些名稱也各自暗示了在工藝上或食用上的程度。
例如製造煙桿的tsagRs與做弓箭用的salansan這種竹材便有極大的不同。這種「語言性」思想的啟發，我反倒在詮釋學的知識中體會到。事實上一位合格的人類學家必須先學會土著的語言，是可以令人理解且接受的。如果我們不懂得土著的語言，就根本無法進入那個語言所指陳的世界。就如同在閩南話中對於「白色」的認識，也有相當清晰而不同的感受。可惜的是，台灣的人類學家似乎並沒有如此深刻的體驗，反倒是心理學家做到了。
話說回來，竹林出現在舊社地點的附近，是可以去想見在當時有限的生存能力下所佔有的重要地位。譬如生產一種可以食用的竹筍gavayan ，其碩大的竹身便常被利用來作為盛水的容器。這種大型水壺被背覆在人的身上，由落差達兩百公尺的溪谷底下，扛回當時的聚落地點，或者剖開來直接作為導引水源的管線。
這種對於竹子的知識說明了在原住民的生活世界之中，被廣泛而密集地利用著。大體上來說，原住民在語言的分類系統上，幾乎可以作為判斷「使用程度」頻繁與否的指標，例如一種多刺的黃藤wai 在母語的分類上，便遠不及對於竹子的認識。
我對於植物的認識是處於幼稚園階段的，純粹就是依畫面上的顏色、高度、外型作為我的描述方式。在後來幾次的調查過程中，還採集了一些標本帶回植物系所裏進行鑑定，可惜的是，並沒有預料中的驚喜。
除了竹林叢之外，還有一種呈深紅暗褐的闊葉草本植物，並且通常高度都在1M以下，這種叫做「吊竹草」的植物，在舊社的入口幾乎都有發現，我們無法去証實其實用的價值，例如食用、治療等，反倒在藝術的鑑賞上，像是一條紅色的地毯，直通舊社的入口，但由於顏色濃厚的緣故，反而給予了我們過重的壓力。這裏的景象無異是沉悶的，或許時間在這兒停留了過久，而缺乏生人的關懷，空間的線條即使可以通過光線作一種對照，卻感受到生命正在遠離。這情形像是朋友推薦我一捲搜集了各種電鋸聲、工廠的噪音、人類的哀嚎的《工業之聲》錄音帶的感受，我聽了兩年還沒把Ａ面聽完。
無論如何，大自然底下的「凋零」都讓人伏陳在時間的威嚇之下。頹圯、侵蝕卻僅是我所眼見的第一層認識，事實上，這些舊社在通過考古學家獨具的「還原訓練」的眼睛之下，是還算完整。對我的師長而言，門道、房間、廚房、祭台、祖屋、甚至地板之下的排水溝，到建築結構上的中柱、橫樑彷彿一一重現。
我是當然無法如此清晰的透視，我反倒在意的是在這些舊社的家屋之內，實際上已經有直徑超過三十公分的樹木了，這些樹木顯然在這裏無憂無慮地生長超過兩百年之久。
榕樹在排灣族語稱為ralayap 是舊社的另一項特徵。這種巨大的榕樹在整個舊社的神話中成就了一種非常深刻的圖騰崇拜。它既是歷史的，又是結構的。也就是說在神話的經營之下，榕樹顯然具備相當程度的象徵意義。但即使是如此，運用實證的雄辯性事實去支撐起一個民族某種層度上的精神意含，無疑的是相當弔詭的。這是原住民在追溯自身的歷史過程中的迷惘之處，過去以漢族為中心的「歷史教育」強調的是「歷史的久遠」，事實上，「時間」的問題是一種霸權策略。而「歷史」真正該教導的反倒是「位置」，也就是「姿態」的問題。換句話說，「神話」的知識之處，不應該是就其內容去印證神話的「真／假」問題，那是「金銀島」的尋寶模式，而不是一位人類學家的功課。
除此之外，在每一個舊社的勘查中，我們都可以藉由報導人的直接帶領之下，或者是經由口傳資料而發現頭目家屋的所在位置。尋找頭目家屋的確是有些線索可以依循的，譬如後牆的祭穴、祖靈屋、頭目石柱、人頭架等等的殘存結構，並且頭目家屋前總是較為寬敞以作為集會之用，甚至有些舊社地點仍具備了《五年祭》所特有的祭儀場所。
1930年代日殖政府在台灣島上發動了武裝鎮暴行動，也就是霧社事件，致使有些在控制之內的舊社被迫離開了原有的聚落地點，而遷移至山下集中管理，在控制之外的部落則遷移至更深山裏頭或者更高。這個問題導致了建築結構，地理生態上與時間的混亂，它依靠的不再是絕對標準，例如石板疊砌的石牆的建築方式，或是在空間高度上判斷方法。而必須依賴在歷史的脈絡底下，這使得舊社的調查更加辛苦，而不同於地理，地質學上的分析，卻又不同於歷史學。
而在遷移的過程中必須搬走象徵著頭目地位的石柱，或是重新製造，這種大型的板岩石塊往往超過八百公斤，並且這種建材必須來自於數公里外的中央山脈系統才有生產。即使可以利用河水的方式運載這種石材，我們仍必須承認，那仍是一件非常浩大的工程，即使對當代的技術來說。
日本人在統治這群山裏的居民時，至少態度是認真的，在海拔300-400 公尺的平台面上，我們發現了不只一次的學校操場、司令台、派出所的遺跡，甚至還有大型的石砌圍牆，所以整個舊社完整的單線遷移回溯史是至少有3 個時期：現址，日據時代，以及日據以前。
在攀爬的過程中，唯一能讓自己覺得安慰的竟是看見我的獵戶與嚮導也喘呼呼地坐在岩石上搧風、擦汗，我知道這種心態的確有些可惡，但唯有這種安慰，才能讓我覺得我仍是個人。
說實在的，對於當初如何在舊社的粗糙認識之下，便興奮地加入了這個調查隊的行列，這種衝動一方面意味著對舊社知識的一種類似「探險」的渴求，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的無知，當調查隊伍到達舊社地點時，大自然幾百年的成長，已將原本的聚落形態全部戴上一面掩飾的面具。事實上，在我們實際準備登行之前，便對於地形有了一些認識與判斷，這種判斷的背後是一組龐大的文獻資料與經驗相互對照的知識，顯然我對於舊社的暸解實在是缺乏，這種手足無措的慌張，只得讓我拿起攝影機專心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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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夏末，我將最後一批行李從台東新站打包運回台北，大都是營帳、睡袋、炊具以及禦寒衣物、急救用品等。
至於較為貴重的攝影器材則隨身背上火車。
這是最後一次辭行大武山自然生態保護區。我在想，將來哪時還會有這樣的機會和這般年輕的氣力回來這裏？或許哪一天，其中的一條預定路線動工了，光是建造便得花上十三年以上。這還不包括工程進度落後、追加預算、民代關說等等的因素；更何況還有關於自然與文化資產的破壞該如何處理或是「協調」？報紙上說整個工程計劃估計民國一百年完工。
民國一百年？這的確比起等待二十一世紀的來臨更加漫長而辛苦。
我仍舊在火車上寫著田野日誌，火車還沒過關山車站便放棄了。我與另一位兼任助理不約而同地將視野凝聚在窗外某一處失落的遠方，不曉得為什麼，東部的山感覺起來特別具有壓力。
整個調查計劃裏總共勘查了超過一百處的考古遺址與舊社遺址，如果連同我並未參與的西部調查的成果也算進去的話。至今，我仍可細數在何處暴露出板岩石板棺的痕跡，哪兒的斷面上又有明顯的文化層堆疊的現象。
二十年後的原住民神話會不會因為工程的挖掘而略有改變呢？在西部的漢族社會裏，神話的象徵意義不斷地去哄抬自己民族的優越性，而在這兒呢？神話只是去維持一個民族最基本的「存在」的正當性而已。就像一位父親編纂了許許多多的輝煌成就，卻只是為了獲取子女小小的尊敬一樣的悲涼。
在這塊土地上，考古學家多少是會感到委屈的。所謂的「研究」總是在「搶救考古」的模式下被催促地完成。事實上，歷史的教育對於考古學家是極不公平的，北京猿人的一根腳趾頭便可以輕易地踢走在台灣的任何一座遺址。
過去的教育使得歷史的意義出現在地質，或者出土標本的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上。出現在原始部落某一儀式的咒語之中，出現在一位小說家筆下最後的一個標點符號。
但是歷史卻始終無法出現在語言的當下。就某種層面來推論，「歷史」與「神話」並不完全契合。
歷史就像是平面的二維世界。就像路面的汽車永遠如同爬行的螞蟻一般，對於三維的世界將永遠陷入一場無法理解的迷團之中。就像我也無法去預測在什麼時候，很可能在半空中會出現一隻手，摑了我一巴掌，就在臉頰尚還溫熱時，又出現另一隻手又對另一臉頰摔了個巴掌。
並且很可能的是，後來的那一隻手掌又有可能比起先前的那一隻手在時間序列上出現的更早。
歷史可能在同一個時間的當下，發生過無數次，但卻必須是對於每一個事件，一遍又一遍地。而不能1/4遍Ａ－1/5遍Ｂ－1/3遍Ａ－1/2遍Ｂ...... 所以歷史具有回溯的能力，卻不能跳躍。
這的確像是一位考古學家的工作，屬於二維平面的世界。
在完成舊社定點的測量、繪圖和拍攝之後，下山的動作始終如奔跑在一座即將洩洪的水庫底下那般的倉徨。彷彿打從心底就迫切地想要逃離某種無名卻龐大的壓力。偶爾幾次在山裏遇到不佳的天候，整個下山的動作就像一隻長了一對多餘的雙腳的泥鰍，一路蜿延滑行下去。
到現在我仍不清楚究竟是什麼處境，使得我會做出如此危險的動作？
就這樣，我們一行人又匆促地離開了這座叢林，沒有任何儀式和探險隊在碼頭受到迎接的場面。
對我來說，那真是一座多刺的叢林。
對考古學家來說，對原住民族來說，對當代的研究環境來說，都是。
（中時晚報1994年5月12-14日）
